戏剧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一）

王加华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迄今为止诸多前辈学人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 对此程　先生有专篇文章予以概述。在此研究中, 大部分学者都把重点放在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上, 着重论述义和团与白莲教、乡团或传统民间习武组织的渊源关系。美国学者周锡瑞则独辟路径, 结合当时华北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特点, 强调了民间文化在义和团起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诸民间文化要素中, 周锡瑞又多次提到了戏剧对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影响。此外, 同为美国学者的柯文也谈到了戏剧在义和团运动过程中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戏剧在义和团起源中的重要作用, 但义和团运动在许多方面打着戏剧的烙印却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 这一问题虽已有人论及, 但还未见到专门性的探讨, 为此, 本文力图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 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
戏剧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 作为制度文化中最为外观层面的服饰就是其中之一。张伟然先生曾非常精彩地论述了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的服饰与戏剧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在服饰上主要是模仿戏剧舞台上演员的道具。同样, 义和团也是如此。总体来说,义和团团员的服饰在运动的前后阶段(以进入京、津为分界线) 有所不同, 但不论前后都以红色最为普遍,尤其在前期,间有黄色(运动后期还有所谓的黑团, 穿黑色服装) 。在未进入京津以前, 各地义和团团员的服饰是不尽相同的: “刻下津邑聚集拳匪甚多⋯⋯因非出自一处, 故装束各不相同, 有在小褂外着一红色兜肚者, 有年已三四十岁, 而各缠一红辫顶者, 尚有一某处匪首, 身着黄绸大褂。”当进入京津并得到清廷的财政支持后, 义和团的服饰开始趋向一致: “乾门者色尚黄, 头包黄巾, 以花布为裹, 腰束黄带, 左右足胫亦各系指许阔黄带一; 坎门者色尚红, 头包红巾, 腰束红带, 左右足胫亦各系指许阔红带一”,活脱脱就是戏剧舞台上武生之打扮。对此, 时人曾有言: “一如剧中之武生。”还有的义和团团员则更是直接模仿戏剧舞台上的某个人物, 如“小结束, 戴英雄帽, 如剧台所扮黄天霸者”。服饰外, 再看义和团的神主。义和团所请的神, 主要是一些古代的英雄人物或拥有法术的神灵。根据当时人的记载, 义和团所请的神主要有: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西游记》) , 哪吒、拖塔李天王、二郎神、姜子牙、杨戬(《封神榜》) , 关公、张飞、赵云、诸葛亮、黄忠、马超、周仓(《三国演义》) , 尉迟敬德、秦琼(《隋唐演义》) , 岳飞、岳云(《说岳全传》) , 黄天霸(《施公案》) , 黄三太(《彭公案》) , 张果老、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八仙过海》) , 武松、林冲、鲁智深(《水浒传》) , 展昭、白玉堂(《七侠五义》) 。当然,义和团所请神灵远不止这些, 在此不一一列举, 但不管怎样, 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诸小说戏剧中的人物。

服饰、神主都是静态的, 至于动态方面,如话语、行为, 我们同样可以在义和团团员身上发现戏剧表演的影子。先看话语, 义和团团员的语言很多情况下就是模仿戏剧里的科白。对此时人亦有记载: “语音似戏场道白。”相比之下, 下面这条材料则更为详细生动:“左座一人, 忽面目抽掣, 欠伸起立, 曰: ‘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 不知县太爷驾到, 未能远迎, 面前恕罪。’语甫竟, 右座一人, 亦如法起立, 曰: ‘吾乃吕洞宾是也。’左者即向之拱揖, 曰: ‘师兄驾到, 有失远迎, 恕罪。’右者亦拱手曰: ‘候驾来迟, 恕罪请坐。’左者复曰: ‘师兄在此, 哪有小仙座位。’右者曰:‘同是仙家一脉, 不得过谦。’左者曰: ‘如是一旁坐下。’装腔异态, 全是戏场科白。”

言语外, 义和团在行为动作上也多模仿戏剧舞台表演。首先是在平时活动中, 如报名号时“以次序报, 如舞台演戏状”, 走路时“拐仙并摇兀做跛势, 仙姑则扭晃为妇人态”, 审问县官时有人则“扬眉怒目, 当庭做跨马势,手张一黄缎三角旗, 作火焰边, 旗上书‘圣旨’二字, 右手持竿, 左手搴旗角, 如戏剧中马后旗弁”。除平时活动外, 降神附体仪式也多与戏剧表演有关。按照韦勒的看法, 降神附体仪式本身就能产生很好的戏剧效果。义和团团员在降神附体后, 常能很漂亮地完成一些武术套路,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表演,可以使旁观者大开眼界, 获得愉悦的感受。此时, 义和团团员舞刀弄棒的动作与民间戏剧中的武术表演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做拳势,往来舞蹈, 或持竹竿、秫秸、木梃等物, 长者以当长枪、大戟, 短者以当双剑、单刀, 各分门路支撑, 冲突势极凶悍, 几于勇不可当。”

服饰、神主、话语或行为动作等都是表面的, 通过眼看、耳听人们可以很容易得知。但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则是通过表面所不能直接发现的, 那就是戏剧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此周锡瑞等很多人都有所提及。其实这一点早就有人注意到了, 如陈独秀就曾明确地把戏剧作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第四种原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义和拳所请的神, 多半是戏中‘大把子’、‘大脸’的好汉, 若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黄三太、黄天霸等是也。津、京、奉戏剧特盛, 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

一方面, 演剧可以把大量人集合在一起,义和团可以借此宣扬自己的主张, 并加强各组织间的联系, 从而促进运动的发展。如大刀会就曾利用演剧的机会, 把四面八方的人们吸引而来, 从而为各村大刀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想的机会。正因为如此, 官府有时会采取扣留戏班、禁止演戏的措施来阻止义和团的发展。如河北新城知县谢某闻“拳民甚众, 现欲演戏”, 由于“惧滋事”, 而请定兴知县“扣戏班, 勿令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