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五年石虎的死，就象一头巨兽的轰然倒地，震塌了本就摇摇欲坠的石赵帝国。在石虎诸子的自相残杀中，汉人冉闵渔翁得利，在民族仇杀的血海中建立起后世称 为冉魏的帝国。然而，这位楚霸王式的武夫，并没有能力处理当时的乱局，在鲜卑慕容氏、羌族姚氏、石氏残部等势力夹击之下，处于中原四战之地的冉魏政权迅速 覆灭。真正笑到最后的，却是从遥远的辽东南下的慕容前燕和果断从中原危地脱身、西进关中的苻氏前秦。
随着这场大混战的爆发，东晋荆扬相持的僵局旋即被打破。桓温从北方的变故中觉察到了契机，于永和五年六月出屯湖北安陆，派遣诸将经营北方。东晋朝廷一向担 心桓温在征伐中壮大而尾大不掉，当年桓温伐蜀时的争议就是显证。现在桓温北伐在即，当年荀蕤“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的担忧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威 胁，所以不难想象中枢对桓温北伐的极力反对，《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然而，阻挠恢复故土，从道义上无论如何说 不过去。唯一的变通方法，便是由朝廷一方亲自北伐。
于是征北大将军褚裒派遣督护王颐之为前锋直指彭城，又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永和五年秋七月，朝廷加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兗、青、扬、豫五州诸军事，统帅 三万部队【应该以京口精兵为主力】，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而此前石赵扬州刺史王浃投诚，东晋又得到了寿春这一战略要地。当时的形势对东晋十 分有利，沦陷于石赵的淮南之地悉数收复，晋廷免去了肘腋之患，而且
兵进淮北，前锋越过彭城，直逼黄河。晋人精神大振，朝野之间皆以为中原指日可复，只有蔡谟等数人暗自担心。
永和五年距离西晋覆亡不过四十年，饱受刘赵、石赵荼毒的遗民心存故国。褚裒是当时名士，对前来投奔的遗民抚纳有加，很得人心。他遣督护王龛【此据《资治通 鉴》，《晋书》纪为徐龛】伐沛，郡中二千余人归降。当时鲁郡之民五百馀家趁机起兵附晋，聚众山中，求援于褚裒。然而褚裒派去接应的三千晋军与石赵两万骑兵 遭遇于代陂，晋军大败，死伤过半，将领王龛被俘，不屈而死。这本来只是偏师受挫，况且以三千对两万，虽败犹荣。不知为何，也许是认为自己用人不当吧，褚裒 竟然对北伐失去信心。八月，褚裒退屯广陵，镇守寿春的陈逵随即弃城而退。当时河北大乱【疑于镇守蓟城的石冲起兵反抗石遵失败有关】，晋遗民二十馀万渡过黄 河，来归附在大河以南活动的晋军。而晋军已退，“威势不接”，陷入四战危地的这些晋民，“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酿成当时一场人间惨剧。
在朝廷一再催促之下，褚裒从广陵返回京口。这时候的他，本来就因为北伐失败而自责，在京口又听到代陂阵亡将士家属的一片哭声，惭愧、悒郁，终于于十二月病 死，年四十七。褚裒淡泊权势，为官清正，本是治世良臣。然而庙堂之上，朝局纷争，他身不由己，勉强指挥本非所长的北伐，终于身死，当时“远近嗟悼，吏士哀 慕之”。他的死，验证了蔡谟当时的预言“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 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庐、东郭所以双毙也”【《晋书·蔡谟传》】。
蔡谟一向反对北伐，然而他不是胆小怯懦之辈。他在镇京口期间对石赵积极防御，“随宜防备，甚有算略”，在东晋群臣中算得上有将才。如此，他对北伐得态度就 耐人寻味了。值得注意得是，他反对过庾亮、陈光、褚裒等人的北伐，却不见任何反对桓温北伐的言论。联系到他“若非上哲，必由英豪”之语，所以我猜测他内心 里其实支持桓温北伐，只是苦于当时朝堂气氛，所以没有明说。我的这个猜测在蔡谟辞职事件中可以得到旁证。从永和四年冬到六年，他固辞侍中、司徒之职，而朝 廷不允，“君臣俱疲弊”。终于，以临轩事件[1]为契机，殷浩弹劾蔡谟，甚至欲杀之，只是在荀羡“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的劝说下，才放弃 这一企图，罢免蔡谟为庶人。当时有军事实力和魄力进行“桓、文之举”的，只有桓温！可见蔡谟与桓温关系非同一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殷浩有杀蔡谟之心。桓温 在日后废殷浩的奏章中明确提到此事，也印证了他与蔡谟的关系。
然而当时的东晋，并不单单蔡谟认同桓温为北伐最佳人选。事实上，这几乎是朝野间的共识，连另一个极力反对北伐的王羲之，也没有明确反对过桓温的北伐。然而，东晋中枢的会稽王司马昱、中军将军殷浩最不希望看到，就是桓温北伐。他们极力阻止得，也正是桓温的北伐。
[1]：《晋书－蔡谟传》：穆帝临轩，遣侍中纪璩、黄门郎丁纂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曰：“臣谟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违颜咫尺，不敢奉诏，寝 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诏：“必不来者，宜 罢朝”。
永和五年桓温的举动颇有令人费解之处。他一面上疏请求出师经略中原，一面 “出屯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但是史料中却缺乏其军队北伐的记载。田余庆先生认为桓温只是佯言北伐，其目的是压迫朝廷北伐，坐观其败，因为中枢诸人，清 谈有余，于军事却是外行。他举出的一个例证，就是胡三省提出的司马勋北伐关中的问题。
石遵杀掉幼帝石世自立为帝之举刺激了石赵镇守关中的石苞的野心，计划偷袭邺城【石赵首都】。石苞智小谋大，关中豪杰认为其必然失败，为谋自保，他们向晋投 诚。于是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于九月兵进骆谷，在长安二百里外的悬钩扎营，并遣部将刘焕攻长安，杀赵京兆太守。又攻克贺城。关中豪杰趁机起兵，史载有三十余 部，五万余人。石苞只得放弃偷袭邺城的计划，派兵抵御。石遵趁机派遣王朗率骑兵两万进驻关中。司马勋兵少，只得于十月撤退回梁州。胡三省认为桓温如果这时 候进取关中，关中可取。田先生据此认为桓温是佯言北伐。他的推测的确有理，桓温在安陆按兵不动，不配合司马勋进取关中，是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但是事情似乎 没有那么简单。
石虎死于永和五年四月己巳【二十三】，石遵举兵在五月初，五月中旬夺取政权。而后石冲自蓟城起兵南下，苻洪自枋头遣使来降。《资治通鉴》所载“桓温闻赵 乱”的赵乱应该指此。以此推算，当在五月底六月初。所以他部署兵力准备北伐。然而当时石赵实力尚在，石冲旋即失败，而苻洪又不见举动，石遵政权暂时稳固， 桓温兵力有限【即使到他伐燕的全盛时期，能够动用的兵力不过四万】，而且得不到朝廷支持，以他的持重，可以断定他不会于此时北伐。然而鲜卑慕容、段、羌、 氐虎视耽耽，内部矛盾极大的石遵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桓温在安陆的按兵不动似乎可以解释成他一方面在等待时机，一方面以大兵压境来加速石赵内乱来创造时 机。如此，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分兵支援千里外的司马勋。他的屡次上书北伐，目的应该是向朝廷争取北伐之权，以便调动全国资源，准备即将到来的北伐。
十一月，冉闵杀石遵，上层变乱迅速演变成民族间的仇杀，各方势力趁势而起，前燕军队从辽东南下，苻洪所统华夷诸族向关中挺进，冉闵、姚弋仲所统羌族、石氏 残余、鲜卑段部、石赵旧部相互混战，石赵分崩离析，北方彻底大乱。千载难逢的恢复中原之机，终于展现在了东晋君臣之前。
褚裒死后，享有重名、东晋朝廷藉以与桓温对抗的殷浩不得不亲自出面。永和六年闰正月己丑，朝廷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主持北伐。同时，朝廷封苻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意在笼络氐族势力，为晋前驱。
当时的苻洪，的确有逐鹿中原之雄心，然而，苻洪不久即被麻秋下毒，临死前对继统其众的儿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 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苻健随即驻军枋头，为西进之计。苻洪之死打破了晋廷的本来计划。值得注意得是，冉闵曾经遣人告知晋朝“逆胡乱中原，今 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而“朝廷不应”。晋廷的反应在情理之中，一为冉闵当时已经称帝，以正朔自居的晋廷当然无法容忍；二为联合冉闵并没有现实 利益。冉闵政权因为建立初期屠杀夷族的行径而为当时各夷族不共戴天之仇，更因其所占据地盘成为各方势力众矢之的。永和七年春，冉闵军队在石赵残余势力、姚 氏羌族势力和慕容前燕夹击下大败于襄国，从此一蹶不 振。
冉魏将领如周成、魏统、乐弘、张遇等纷纷以所辖河南诸城来降；而高崇、吕护 “执洛州刺史郑系，以其地来降”，沦陷多年的洛阳终于恢复。当时苻健所统氐族势力已经西进关中，前燕倾力于经营河北，冉闵、石赵势力和姚氏羌族势力在河北 混战，鲜卑段龛势单力薄，以青州内附。这正是东晋收复河南的最佳时机。然而殷浩并没有相应举动。如果说永和六年晋廷的按兵不动，还是要待冉闵与各方势力拼 个两败俱伤，再坐收渔利的话，永和七年的举动，似乎表明当时晋廷并没有真正决心北伐，或者没有做好北伐的准备。
永和六年、七年见诸史册的东晋北伐举动，似乎只有永和六年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克合肥和永和七年司马勋再次兵进关中之举，而桓温军队，自从永和五年出屯安陆 后，似乎没有任何举动。现在很难推测出桓温当时的心理活动。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的话，两年来桓温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争取北伐领 导权。“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屡求北伐，诏书不听。”桓温不是逆来顺受的忠臣孝子，史载“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 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强藩之拥兵自大与朝廷之软弱无力，是东晋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身处嫌疑之地的桓温，不论是为自保还是为恢复中原，都只有 夺取中央大权这一条路可走。只是因为“国无他衅，遂得
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
然而北方局势的变化打破了双方的相持，桓温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永和七年十二月辛未【十一】，桓温再次“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从行军路线看，似北伐，又似东征，桓温与朝廷‘上游与下游的矛盾至此公开化。
当时朝廷大惧，司马昱、殷浩束手无策，殷浩甚至打算去位以避桓温。在吏部尚书王彪之、抚司马高崧的劝解斡旋之下，桓温接受调解，回军荆州。在高崧替司马昱 起草的劝解信中【见附录】，真正能够说服桓温的，应该是这句话“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 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这表明上是为北伐的延迟辩解，而实际上，影射得则是桓温之“异常之举”，这样明显的警告甚至威胁不能不让谨慎的桓 温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在桓温回军后的上疏中【见附录】，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得出桓温的郁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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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录自《资治通鉴》】
抚军司马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书，谕以祸福，自当返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乃于坐为昱草书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 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然异常之 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 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 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 ！”温即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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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录自《晋书－桓温传》】
文帝时为抚军，与温书明社稷大计，疑惑所由。温即回军还镇，上疏曰：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 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 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谒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及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 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 当年也。今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
桓温虽然被迫还镇，殷浩的北伐之师却不得不于永和八年正月上路了。殷浩以淮南太守陈逵、兗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奖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殷浩对这次北伐实在是勉强，更也许对自己的兵略缺乏自信，不免有些甚至恍惚，出师之时，甚至不慎落马。
从相关史料推测，北方诸降将是殷浩北伐的重要倚重力量。然而，谢尚不能抚慰降将张遇，张遇大怒[1]，以所据许昌归附前秦，并遣手下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谢尚之军无法前进，蹉跎于寿春一带。
正在殷浩无计可施之际，在北方连挫于前秦、无法立足的姚襄率众归晋。姚襄虽为羌人，却文武全才，“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 南夏”，是当时极具魅力的豪杰兼名士。增添了数万生兵的晋军于是在谢尚、姚襄指挥下进攻许昌。然而在前秦两万援军和张遇合击下，晋军大败，死亡上万。谢尚 奔还寿春。而姚襄看清了晋人力量的薄弱，对晋之北伐丧失了信心，撤回历阳后于是大力屯田，做自保之计。殷浩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对殷浩心有嫌隙、一旁虎视眈眈的桓温，却没有借机发难。这显然不符合桓温的性格，以我推测，是当时晋朝传国玉玺的失而复得推迟了殷浩的倒台。永嘉乱起，晋 朝传国玉玺先后落入匈奴刘氏、羯族石氏手中，更随着冉闵的崛起落入冉氏手中，成为当时各方势力极力争夺的宝物。永和八年四月，冉闵战败，被慕容恪俘虏，于 五月被杀。其子冉智困守邺城，不得已向晋朝请降，并向谢尚求援。谢尚派戴施率百余勇士入邺，骗得玉玺，混于运粮队中，送入晋军控制的枋头。八月，这枚文曰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玉玺送抵洛阳。东晋建立三十年后，皇帝终于摆脱了“白版天子”的尴尬【皇帝没有玉玺，就象官吏没有印信，是为白版】。几乎就在同 时，邺城陷入前燕之手。按，前燕对玉玺十分热心，当年联合石赵夹击冉闵的一个原因就是为获得玉玺【当时石赵欺骗前燕说玉玺在自己手里，答应以玉玺换取前燕 出兵】，邺城陷落后，前燕强充门面，诈言得到玉玺，并封冉智为奉玺君。抢在前燕之前，从四面被围的邺城成功骗取玉玺，安全运抵建康，戴施、谢尚等人立下的 实在是大功一件。两人固然得以加官进爵，殷浩也得以暂时逃脱了桓温的弹劾。
当时有识之人如王羲之等都不看好殷浩的北伐之举，然而殷浩已别无选择。九月，殷浩再次出师，屯兵淮上泗口，派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遯据仓垣。 十月，谢尚派遣的冠军将军王侠攻克前秦据守的许昌。洛阳已经近在咫尺，然而，北伐大军却不见了动静。原来，殷浩自有锦囊妙计。他暗地里派人游说苻健大臣梁 安、雷弱兒等杀掉苻健，并以专制关中为诱饵。这本来是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而妙在雷弱儿等果真答允，并请求派兵接应。等到永和九年秋张遇作乱，苻健堂侄苻黄 眉弃洛阳西返长安的消息传来，关中孔持、刘珍、夏侯显、乔秉、胡阳赤、呼延毒等聚众数万人的反秦势力又遣使来请兵的时候，殷浩大喜过望，再也不顾王彪之等 人对雷弱儿之举的怀疑，于十月自寿春帅七万军队北伐，意图收复洛阳。然而正在殷浩踌躇满志的时候，却传来了前锋姚襄所部趁夜遁逃的消息。
东晋朝廷对北方流民集团一向心怀猜忌，以祖逖之忠，尚且不免，非其族类的姚襄受到殷浩的猜忌自在意料之中。如果姚襄积极北伐，殷浩可能会因其利用价值而暂 且容忍，但是许昌败后，姚襄“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兴屯田，训厉将士”，一心保存势力，遂成为殷浩眼中之钉，几乎公开翻脸 [2]。此次北伐，殷浩以姚襄为先锋，其如意打算显然是，如果姚襄奉命北伐，就借机消耗姚襄实力。如果姚襄违命，正好可以趁机消灭。然而姚襄看穿了殷浩的 图谋，他自然不会为殷浩火中取栗，于是决意反叛。他将计就计，率军北行，中途散布军队夜遁的消息，然后埋下伏兵，等待殷浩。殷浩果然中计，率兵追至山桑， 正落入姚襄埋伏之中，姚襄纵兵横击，晋军大败，死伤上万，辎重损失殆尽殷浩狼狈逃归谯城。姚襄趁势南下，接连击溃殷浩阻击军队，遂占领淮河两岸，屯驻盱 眙。晋廷束手无策，只得以谢尚与之对抗，寄希望与两人的交情。
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名声扫地，积怨已久的桓温趁机上书要求罢免殷浩。司马昱等人纵然勉强，众怒难犯，也只得废殷浩为庶人。朝廷的北伐旗帜已倒，东晋的北伐从此进入了桓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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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张遇日后因为苻健呼其为义子而决意杀健的行为看，他的自尊心应该很强。谢尚有“小安丰”【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誉，精通音乐，善为鸲鹆舞。 如此风雅名士，可以推测出他与武将张遇的格格不入。东晋之时士兵地位低下，谢尚对张遇难免歧视。史载其“脱略细行”，想必也很难掩饰住他的想法。以张遇本 人自尊心之强烈，两人的翻脸可以想见。
[2]：殷浩、姚襄交恶缘由，诸史料所载各异。《晋书－姚襄传》认为是殷浩“惮其【姚襄】威名”，屡次派人刺杀姚襄，又命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偷袭姚襄，结 果却被姚襄大败，魏憬被杀，部众被并，两人矛盾遂至不可收拾。《晋书－殷浩传》记载了魏憬被杀之事，观其语气，似认为姚襄主动袭击魏憬，以扩大实力。同传 记魏憬所统为其兄降人魏脱之部曲，而《资治通鉴》记载不符。《姚襄传》所载殷浩与姚襄部下权翼的一番争执，似也表明曲在殷浩。《殷浩传》诸多错乱，于殷浩 北伐处尤甚，所以本文不采。而《姚襄传》归咎殷姚交恶为殷浩忌惮姚襄威名，又略似肤浅。只有《资治通鉴》，点出姚襄保存实力，用兵自重之举，似明了此事本 质。
随着这场大混战的爆发，东晋荆扬相持的僵局旋即被打破。桓温从北方的变故中觉察到了契机，于永和五年六月出屯湖北安陆，派遣诸将经营北方。东晋朝廷一向担 心桓温在征伐中壮大而尾大不掉，当年桓温伐蜀时的争议就是显证。现在桓温北伐在即，当年荀蕤“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的担忧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威 胁，所以不难想象中枢对桓温北伐的极力反对，《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然而，阻挠恢复故土，从道义上无论如何说 不过去。唯一的变通方法，便是由朝廷一方亲自北伐。
于是征北大将军褚裒派遣督护王颐之为前锋直指彭城，又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永和五年秋七月，朝廷加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兗、青、扬、豫五州诸军事，统帅 三万部队【应该以京口精兵为主力】，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而此前石赵扬州刺史王浃投诚，东晋又得到了寿春这一战略要地。当时的形势对东晋十 分有利，沦陷于石赵的淮南之地悉数收复，晋廷免去了肘腋之患，而且
兵进淮北，前锋越过彭城，直逼黄河。晋人精神大振，朝野之间皆以为中原指日可复，只有蔡谟等数人暗自担心。
永和五年距离西晋覆亡不过四十年，饱受刘赵、石赵荼毒的遗民心存故国。褚裒是当时名士，对前来投奔的遗民抚纳有加，很得人心。他遣督护王龛【此据《资治通 鉴》，《晋书》纪为徐龛】伐沛，郡中二千余人归降。当时鲁郡之民五百馀家趁机起兵附晋，聚众山中，求援于褚裒。然而褚裒派去接应的三千晋军与石赵两万骑兵 遭遇于代陂，晋军大败，死伤过半，将领王龛被俘，不屈而死。这本来只是偏师受挫，况且以三千对两万，虽败犹荣。不知为何，也许是认为自己用人不当吧，褚裒 竟然对北伐失去信心。八月，褚裒退屯广陵，镇守寿春的陈逵随即弃城而退。当时河北大乱【疑于镇守蓟城的石冲起兵反抗石遵失败有关】，晋遗民二十馀万渡过黄 河，来归附在大河以南活动的晋军。而晋军已退，“威势不接”，陷入四战危地的这些晋民，“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酿成当时一场人间惨剧。
在朝廷一再催促之下，褚裒从广陵返回京口。这时候的他，本来就因为北伐失败而自责，在京口又听到代陂阵亡将士家属的一片哭声，惭愧、悒郁，终于于十二月病 死，年四十七。褚裒淡泊权势，为官清正，本是治世良臣。然而庙堂之上，朝局纷争，他身不由己，勉强指挥本非所长的北伐，终于身死，当时“远近嗟悼，吏士哀 慕之”。他的死，验证了蔡谟当时的预言“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 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庐、东郭所以双毙也”【《晋书·蔡谟传》】。
蔡谟一向反对北伐，然而他不是胆小怯懦之辈。他在镇京口期间对石赵积极防御，“随宜防备，甚有算略”，在东晋群臣中算得上有将才。如此，他对北伐得态度就 耐人寻味了。值得注意得是，他反对过庾亮、陈光、褚裒等人的北伐，却不见任何反对桓温北伐的言论。联系到他“若非上哲，必由英豪”之语，所以我猜测他内心 里其实支持桓温北伐，只是苦于当时朝堂气氛，所以没有明说。我的这个猜测在蔡谟辞职事件中可以得到旁证。从永和四年冬到六年，他固辞侍中、司徒之职，而朝 廷不允，“君臣俱疲弊”。终于，以临轩事件[1]为契机，殷浩弹劾蔡谟，甚至欲杀之，只是在荀羡“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的劝说下，才放弃 这一企图，罢免蔡谟为庶人。当时有军事实力和魄力进行“桓、文之举”的，只有桓温！可见蔡谟与桓温关系非同一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殷浩有杀蔡谟之心。桓温 在日后废殷浩的奏章中明确提到此事，也印证了他与蔡谟的关系。
然而当时的东晋，并不单单蔡谟认同桓温为北伐最佳人选。事实上，这几乎是朝野间的共识，连另一个极力反对北伐的王羲之，也没有明确反对过桓温的北伐。然而，东晋中枢的会稽王司马昱、中军将军殷浩最不希望看到，就是桓温北伐。他们极力阻止得，也正是桓温的北伐。
[1]：《晋书－蔡谟传》：穆帝临轩，遣侍中纪璩、黄门郎丁纂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曰：“臣谟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违颜咫尺，不敢奉诏，寝 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诏：“必不来者，宜 罢朝”。
永和五年桓温的举动颇有令人费解之处。他一面上疏请求出师经略中原，一面 “出屯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但是史料中却缺乏其军队北伐的记载。田余庆先生认为桓温只是佯言北伐，其目的是压迫朝廷北伐，坐观其败，因为中枢诸人，清 谈有余，于军事却是外行。他举出的一个例证，就是胡三省提出的司马勋北伐关中的问题。
石遵杀掉幼帝石世自立为帝之举刺激了石赵镇守关中的石苞的野心，计划偷袭邺城【石赵首都】。石苞智小谋大，关中豪杰认为其必然失败，为谋自保，他们向晋投 诚。于是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于九月兵进骆谷，在长安二百里外的悬钩扎营，并遣部将刘焕攻长安，杀赵京兆太守。又攻克贺城。关中豪杰趁机起兵，史载有三十余 部，五万余人。石苞只得放弃偷袭邺城的计划，派兵抵御。石遵趁机派遣王朗率骑兵两万进驻关中。司马勋兵少，只得于十月撤退回梁州。胡三省认为桓温如果这时 候进取关中，关中可取。田先生据此认为桓温是佯言北伐。他的推测的确有理，桓温在安陆按兵不动，不配合司马勋进取关中，是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但是事情似乎 没有那么简单。
石虎死于永和五年四月己巳【二十三】，石遵举兵在五月初，五月中旬夺取政权。而后石冲自蓟城起兵南下，苻洪自枋头遣使来降。《资治通鉴》所载“桓温闻赵 乱”的赵乱应该指此。以此推算，当在五月底六月初。所以他部署兵力准备北伐。然而当时石赵实力尚在，石冲旋即失败，而苻洪又不见举动，石遵政权暂时稳固， 桓温兵力有限【即使到他伐燕的全盛时期，能够动用的兵力不过四万】，而且得不到朝廷支持，以他的持重，可以断定他不会于此时北伐。然而鲜卑慕容、段、羌、 氐虎视耽耽，内部矛盾极大的石遵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桓温在安陆的按兵不动似乎可以解释成他一方面在等待时机，一方面以大兵压境来加速石赵内乱来创造时 机。如此，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分兵支援千里外的司马勋。他的屡次上书北伐，目的应该是向朝廷争取北伐之权，以便调动全国资源，准备即将到来的北伐。
十一月，冉闵杀石遵，上层变乱迅速演变成民族间的仇杀，各方势力趁势而起，前燕军队从辽东南下，苻洪所统华夷诸族向关中挺进，冉闵、姚弋仲所统羌族、石氏 残余、鲜卑段部、石赵旧部相互混战，石赵分崩离析，北方彻底大乱。千载难逢的恢复中原之机，终于展现在了东晋君臣之前。
褚裒死后，享有重名、东晋朝廷藉以与桓温对抗的殷浩不得不亲自出面。永和六年闰正月己丑，朝廷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主持北伐。同时，朝廷封苻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意在笼络氐族势力，为晋前驱。
当时的苻洪，的确有逐鹿中原之雄心，然而，苻洪不久即被麻秋下毒，临死前对继统其众的儿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 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苻健随即驻军枋头，为西进之计。苻洪之死打破了晋廷的本来计划。值得注意得是，冉闵曾经遣人告知晋朝“逆胡乱中原，今 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而“朝廷不应”。晋廷的反应在情理之中，一为冉闵当时已经称帝，以正朔自居的晋廷当然无法容忍；二为联合冉闵并没有现实 利益。冉闵政权因为建立初期屠杀夷族的行径而为当时各夷族不共戴天之仇，更因其所占据地盘成为各方势力众矢之的。永和七年春，冉闵军队在石赵残余势力、姚 氏羌族势力和慕容前燕夹击下大败于襄国，从此一蹶不 振。
冉魏将领如周成、魏统、乐弘、张遇等纷纷以所辖河南诸城来降；而高崇、吕护 “执洛州刺史郑系，以其地来降”，沦陷多年的洛阳终于恢复。当时苻健所统氐族势力已经西进关中，前燕倾力于经营河北，冉闵、石赵势力和姚氏羌族势力在河北 混战，鲜卑段龛势单力薄，以青州内附。这正是东晋收复河南的最佳时机。然而殷浩并没有相应举动。如果说永和六年晋廷的按兵不动，还是要待冉闵与各方势力拼 个两败俱伤，再坐收渔利的话，永和七年的举动，似乎表明当时晋廷并没有真正决心北伐，或者没有做好北伐的准备。
永和六年、七年见诸史册的东晋北伐举动，似乎只有永和六年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克合肥和永和七年司马勋再次兵进关中之举，而桓温军队，自从永和五年出屯安陆 后，似乎没有任何举动。现在很难推测出桓温当时的心理活动。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的话，两年来桓温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争取北伐领 导权。“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屡求北伐，诏书不听。”桓温不是逆来顺受的忠臣孝子，史载“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 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强藩之拥兵自大与朝廷之软弱无力，是东晋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身处嫌疑之地的桓温，不论是为自保还是为恢复中原，都只有 夺取中央大权这一条路可走。只是因为“国无他衅，遂得
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
然而北方局势的变化打破了双方的相持，桓温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永和七年十二月辛未【十一】，桓温再次“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从行军路线看，似北伐，又似东征，桓温与朝廷‘上游与下游的矛盾至此公开化。
当时朝廷大惧，司马昱、殷浩束手无策，殷浩甚至打算去位以避桓温。在吏部尚书王彪之、抚司马高崧的劝解斡旋之下，桓温接受调解，回军荆州。在高崧替司马昱 起草的劝解信中【见附录】，真正能够说服桓温的，应该是这句话“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 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这表明上是为北伐的延迟辩解，而实际上，影射得则是桓温之“异常之举”，这样明显的警告甚至威胁不能不让谨慎的桓 温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在桓温回军后的上疏中【见附录】，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得出桓温的郁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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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录自《资治通鉴》】
抚军司马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书，谕以祸福，自当返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乃于坐为昱草书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 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然异常之 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 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 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 ！”温即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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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录自《晋书－桓温传》】
文帝时为抚军，与温书明社稷大计，疑惑所由。温即回军还镇，上疏曰：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 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 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谒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及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 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 当年也。今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
桓温虽然被迫还镇，殷浩的北伐之师却不得不于永和八年正月上路了。殷浩以淮南太守陈逵、兗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奖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殷浩对这次北伐实在是勉强，更也许对自己的兵略缺乏自信，不免有些甚至恍惚，出师之时，甚至不慎落马。
从相关史料推测，北方诸降将是殷浩北伐的重要倚重力量。然而，谢尚不能抚慰降将张遇，张遇大怒[1]，以所据许昌归附前秦，并遣手下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谢尚之军无法前进，蹉跎于寿春一带。
正在殷浩无计可施之际，在北方连挫于前秦、无法立足的姚襄率众归晋。姚襄虽为羌人，却文武全才，“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 南夏”，是当时极具魅力的豪杰兼名士。增添了数万生兵的晋军于是在谢尚、姚襄指挥下进攻许昌。然而在前秦两万援军和张遇合击下，晋军大败，死亡上万。谢尚 奔还寿春。而姚襄看清了晋人力量的薄弱，对晋之北伐丧失了信心，撤回历阳后于是大力屯田，做自保之计。殷浩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对殷浩心有嫌隙、一旁虎视眈眈的桓温，却没有借机发难。这显然不符合桓温的性格，以我推测，是当时晋朝传国玉玺的失而复得推迟了殷浩的倒台。永嘉乱起，晋 朝传国玉玺先后落入匈奴刘氏、羯族石氏手中，更随着冉闵的崛起落入冉氏手中，成为当时各方势力极力争夺的宝物。永和八年四月，冉闵战败，被慕容恪俘虏，于 五月被杀。其子冉智困守邺城，不得已向晋朝请降，并向谢尚求援。谢尚派戴施率百余勇士入邺，骗得玉玺，混于运粮队中，送入晋军控制的枋头。八月，这枚文曰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玉玺送抵洛阳。东晋建立三十年后，皇帝终于摆脱了“白版天子”的尴尬【皇帝没有玉玺，就象官吏没有印信，是为白版】。几乎就在同 时，邺城陷入前燕之手。按，前燕对玉玺十分热心，当年联合石赵夹击冉闵的一个原因就是为获得玉玺【当时石赵欺骗前燕说玉玺在自己手里，答应以玉玺换取前燕 出兵】，邺城陷落后，前燕强充门面，诈言得到玉玺，并封冉智为奉玺君。抢在前燕之前，从四面被围的邺城成功骗取玉玺，安全运抵建康，戴施、谢尚等人立下的 实在是大功一件。两人固然得以加官进爵，殷浩也得以暂时逃脱了桓温的弹劾。
当时有识之人如王羲之等都不看好殷浩的北伐之举，然而殷浩已别无选择。九月，殷浩再次出师，屯兵淮上泗口，派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遯据仓垣。 十月，谢尚派遣的冠军将军王侠攻克前秦据守的许昌。洛阳已经近在咫尺，然而，北伐大军却不见了动静。原来，殷浩自有锦囊妙计。他暗地里派人游说苻健大臣梁 安、雷弱兒等杀掉苻健，并以专制关中为诱饵。这本来是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而妙在雷弱儿等果真答允，并请求派兵接应。等到永和九年秋张遇作乱，苻健堂侄苻黄 眉弃洛阳西返长安的消息传来，关中孔持、刘珍、夏侯显、乔秉、胡阳赤、呼延毒等聚众数万人的反秦势力又遣使来请兵的时候，殷浩大喜过望，再也不顾王彪之等 人对雷弱儿之举的怀疑，于十月自寿春帅七万军队北伐，意图收复洛阳。然而正在殷浩踌躇满志的时候，却传来了前锋姚襄所部趁夜遁逃的消息。
东晋朝廷对北方流民集团一向心怀猜忌，以祖逖之忠，尚且不免，非其族类的姚襄受到殷浩的猜忌自在意料之中。如果姚襄积极北伐，殷浩可能会因其利用价值而暂 且容忍，但是许昌败后，姚襄“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兴屯田，训厉将士”，一心保存势力，遂成为殷浩眼中之钉，几乎公开翻脸 [2]。此次北伐，殷浩以姚襄为先锋，其如意打算显然是，如果姚襄奉命北伐，就借机消耗姚襄实力。如果姚襄违命，正好可以趁机消灭。然而姚襄看穿了殷浩的 图谋，他自然不会为殷浩火中取栗，于是决意反叛。他将计就计，率军北行，中途散布军队夜遁的消息，然后埋下伏兵，等待殷浩。殷浩果然中计，率兵追至山桑， 正落入姚襄埋伏之中，姚襄纵兵横击，晋军大败，死伤上万，辎重损失殆尽殷浩狼狈逃归谯城。姚襄趁势南下，接连击溃殷浩阻击军队，遂占领淮河两岸，屯驻盱 眙。晋廷束手无策，只得以谢尚与之对抗，寄希望与两人的交情。
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名声扫地，积怨已久的桓温趁机上书要求罢免殷浩。司马昱等人纵然勉强，众怒难犯，也只得废殷浩为庶人。朝廷的北伐旗帜已倒，东晋的北伐从此进入了桓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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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张遇日后因为苻健呼其为义子而决意杀健的行为看，他的自尊心应该很强。谢尚有“小安丰”【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誉，精通音乐，善为鸲鹆舞。 如此风雅名士，可以推测出他与武将张遇的格格不入。东晋之时士兵地位低下，谢尚对张遇难免歧视。史载其“脱略细行”，想必也很难掩饰住他的想法。以张遇本 人自尊心之强烈，两人的翻脸可以想见。
[2]：殷浩、姚襄交恶缘由，诸史料所载各异。《晋书－姚襄传》认为是殷浩“惮其【姚襄】威名”，屡次派人刺杀姚襄，又命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偷袭姚襄，结 果却被姚襄大败，魏憬被杀，部众被并，两人矛盾遂至不可收拾。《晋书－殷浩传》记载了魏憬被杀之事，观其语气，似认为姚襄主动袭击魏憬，以扩大实力。同传 记魏憬所统为其兄降人魏脱之部曲，而《资治通鉴》记载不符。《姚襄传》所载殷浩与姚襄部下权翼的一番争执，似也表明曲在殷浩。《殷浩传》诸多错乱，于殷浩 北伐处尤甚，所以本文不采。而《姚襄传》归咎殷姚交恶为殷浩忌惮姚襄威名，又略似肤浅。只有《资治通鉴》，点出姚襄保存实力，用兵自重之举，似明了此事本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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