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宋代广州、泉州的对外贸易

泉州、广州的对外贸易

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在唐代的基础上又向深度与广度上有所发展,因此有宋一代成为中国古代贸易的鼎盛时期。傅筑夫认为:「宋代的对外贸易正在发生着这种性质的变化–改变长期以来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小量奢侈品贩运而为大规模经营商业。」1由于宋代对外贸易发生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宋代政府在海外贸易的管理上、外贸港口的数目上、与中国发生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上、进出口商品的品种上都与前代有所不同。宋代政府对外贸加强控制与管理,早于太平兴国初年,于京师置榷易院,召外国商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则不得私下进行贸易2。唐代仅于广州一地设市舶司,北宋刚建立即于开宝四年于广州设市舶司,其后市舶司增至六处,到南宋时又另辟三地3,由此亦可反映宋代海外贸易的发达及政府对贸易的重视。宋代沿海港埠贸易繁盛,当中以泉州及广州为最。现分述其对外贸易的盛况:


泉州

泉州位于福建东南部晋江入海口之北岸,其主要停泊所有泉州湾中的后渚港等处。唐时泉州的对外贸易已崭露头角,及至宋代,前来泉州之蕃迫渐多。北宋元佑二年,泉州置市舶司,但未专设提举,仍由转运判官兼领。崇宁间,始置提举官,旋废,大观元年复置提举,以后虽间或废而重置,但南宋干道初年之罢两浙市舶司,并未及福建、广南,此后三路市舶司之名多改称为泉、广市舶司4。

泉州贸易之兴盛,李东华提出以下数点予以说明:

国内沿海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近接三吴,远连二广

    宋室南渡后,政治中心杭州在海滨,政府努力提倡对外贸易,故东南沿海地区空前发展。福建地区自五代以来由于人口大量增加,缺粮现象十分严重,故常仰南北之商转贩补给,仰仗饷处,「闽浙之间,盖亦尝取米于广,大抵皆海运,虽风涛时乎间作,然商舶涉者如常。」5平时福泉地区亦须仰仗客舟及两广运米来粜,日常海运已极颇繁,至遇荒歉时,由两广及浙西来粜之舟更多。除了米粮的运销外,由福建海商贩往外地的大宗货物,还有布匹及生铁。

海外贸易地区的扩大: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

李氏认为,泉州与海外交往地区,可分为三个地区:一、南海诸国,指南海沿岸地区,包括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二、东北亚地区,包括流求以北诸「国」;三、越麻六甲海峡西去之印度洋地区。6咸淳十年吴自牧撰梦梁录,曾言:「若欲航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又言:「若有出洋,即从自泉州港口。」由此可知泉州在当时对外交通的重要7。

对外贸易品目之繁多

李氏指出,中国贩运货物于南洋,多为加工品,而南海来中国的多以当地特产。就中国贩运海外的瓷器中,处州瓷、青白处州瓷及处瓷有七处,而处州在浙南,著名的龙泉窑为重要的瓷窑,泉州为处瓷之主要输出港显而易见。此外,泉州海外贸易品,还有苏杭色缎,有明州草席,有温州漆器,有真州之钖镴,有四川之草芎,其产地几遍于整个江南地区,其进出口贸易之盛可见8。

大约在仁宗后期以至哲宗元年的20年间,泉州市舶收入是98万缗,而至绍兴32年,泉州市舶一年的收入即相当于上述7年的总和,并已接近广州港,可见其贸易增长之迅速。南宋中期,泉州海外贸易更是得以迅猛发展,其市舶收入基本上赶上广州。南宋中期后,朝廷进一步加强对泉州市舶的扶持,使其对外贸易额到了南宋末期时完全超过广州9。

广州

    「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凡从海道来中国贸易的商人,都是以广州为其最后的目的地,故蕃舶交凑,商贾云集,一切进口物资主要都是从广州入口。」10广州早于秦已对外通商,秦始皇经略南越,淮南子谓其目的在于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而南越即都于番禺11。此后广州一直为中国对外繁盛的贸易港。

    广州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始置市舶司。《宋会要》云:「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广、明、杭三司所进之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多斤,明州所收仅四千多斤、杭州仅六百余斤,而广州一口竟独占三十四万八千多斤。宋洪适《盘州集》载:「岭以南,广为一大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卨不能计。」由此,广州成为当时外国人聚居之地,宋朱彧《萍洲可谈》载「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12广州港的每年市舶收入是四十万缗至七十万缗左右,海外进口商品达五十种左右。至南宋初,广州市舶收入增加到一百二十万缗以上,进口商品种类达二、三百种13。由此可见广州海外贸易的繁盛。

    不过,北宋中期以后,广州由于官员贪赃,对外商过分勒索,以及侬智高的侵略破坏,广州的海外贸易有相当时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到宋元交替时,由于宋元两军的激烈争战,使广州经济更加萧条。加上南宋及往后的元代政府有意扶持泉州及明州(庆元)的贸易,使广州在南宋至元时最终失去其作为第一大对外贸易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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