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唐太宗与史学

 
对于我们历史专业的同学而言，在生活中常常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当你和旁人品头论足、海阔天空的时候，会经常被问道这样的问题——学历史有什么用？
归根结底，问题的本质还是历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从刚刚入门的无名小卒到蜚声国际的史学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但却鲜见具有广泛说服力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以史为鉴”不就是历史的作用嘛。不错，我们常提到这个词，但提到这个词，有个人就不得不被提及，他就是唐太宗。“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认为对历史进行反思，可以知晓天下兴亡的。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功能，但若将其称之为历史的用处，历史学家就成了能够洞察未来的预言家了。然而不幸的是，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让历史学家能够“预言”的东西少之又少。

我认为：史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繁盛千年，其作用不是一点两点能够说的清的，但有一点，则是古代史学一脉相承的，即史学的监察作用。
这种监察作用，来自史官的秉笔直书，来自私人著史的直言不讳。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齐太史前赴后继的故事。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齐庄公淫乱无道，被崔杼设计杀害。崔杼为了掩盖自己弑君的行为，连杀太史氏两兄弟，然而当太史季记录此事时，依旧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只得作罢。而齐国的南史氏得知此事后，竟带着竹简前来，准备前赴后继，直到看到太史季的记载，才离去。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不能不说是古代史官的高风亮节的表现。并且，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私家编著《史记》的司马迁；三国时编著《吴书》的吴国史官韦曜；唐贞观年间编写《起居注》的褚遂良，都是以秉笔直书闻名于世的。
正是这种秉笔直书的传统，使得中国古代的史书可信度较高，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当时的历史。皇帝们在做事之前，对史官的记录都是有所忌惮的，在很多方面会收敛许多。因而史学也就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可以说，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后少有的对皇权的制约。
然而，史学的这一功能并非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就是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主政时期，史学逐渐失去了这一功能。这一切还要从玄武门之变谈起。


（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旧唐书·本纪第二》）


杀兄篡位、发动兵变，应该是唐太宗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对此唐太宗是心知肚明的，因此他十分在意史官对这一事件的记载。这才有了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和十四年连续两次要求查看国史（起居注）。第一次遭到了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褚遂良的严词拒绝，谏议大夫本来就是要犯颜直谏的，对此唐太宗也是无可奈何。于是在第二年，唐太宗转移方向，要求查阅国史，并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负责修订国史的，是宰相房玄龄。身为宰相的他，知道此事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贞观政要·论文史第二十八》）

这一看可不是白看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说国史遭到了篡改，但唐太宗有过这样的授意则是显而易见的。

玄武门之变的是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我要说的是唐太宗自观国史这件事。前面说的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的延续，除了要求史官具有极强的职业精神外，君主不能查阅本朝国史就是制度上的有力保证。而唐太宗执意查阅本朝国史，实在是“开后世史官之祸”，打破了这条不成文法，后世皇帝看国史的也就多了，唐代文宗就再次查阅国史。此例一开，皇帝在政治形象上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但国史的公信力则大为下降，以至于产生“五代以后无信史”的极端说法。

然而，唐太宗并非第一个查阅本朝国史的皇帝，前秦皇帝苻坚也曾查阅本朝国史，但消极影响比唐太宗要小的多，为什么？因为彼时修史制度尚未健全，国史的编纂并没有定式。而唐太宗主政期间，对史学的“建设”可是用心颇多，不但修成的史书数量众多，而且在史学的制度建设上也是影响深远。自太宗朝以后，新王朝为前代修史成为定制；宰相兼修国史成为定制；修君王实录成为定制；记注官制度和史馆制度也日趋成熟。

这些看似辉煌的成就，在我看来，实则是有组织犯罪。定制已成，则私家著史不见；宰相兼修，则秉笔直书之传统不能保证；史馆修成，划归禁中，篡改史实更为方便了。而这些弊端的出现，唐太宗实在是要负一定的责任。

当然，唐太宗在史学制度上的建设不能说没有积极作用，但从此史学更多的成为一种政治附庸，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则实在是遗祸千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