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在红军时期的武器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具传奇性的战略大转移之一。由于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长征中留下的文献档案很少，关于红军使用的武器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资料。


      笔者搜集了大量我军将帅回忆录、传统教育资料、地方史志和国际友人关于长征的著作，将散落于其中的那些一鳞半爪的资料综合写成本文，希望能对读者还原历史、了解长征中红军轻武器的使用情况有所帮助。

红军出发时的实力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近一年后，中央苏区已经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红军不得不着手开始准备即将到来的大转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开篇这样记叙道：“1934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新的手榴弹，从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考虑到离开根据地后补给的困难，这种准备同样包括武器的调配，较好、较新的枪支被集中到主力红军手中，较差的则换给赤卫队和游击队。

根据1934年10月8日的统计，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包括军委第1、2纵队，红一方面军第1、3、5、8、9军团在内，总兵力共8.68万人，这支庞大的部队只装备有步马枪29153支、迫击炮38门、重机枪357挺、轻机枪322挺、手枪3141支、冲锋枪271支。虽然8.68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机关、后勤人员，但很多作战部队还是没有足够的枪支，因此又携带了6101根梭镖、882把大刀作为补充。这些武器不仅种类繁杂，而且配件不全，步马枪中只有60%配有刺刀，长征开始后更是难以保证必要的维修和保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武器的作战效能。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枪弹严重不足，红军只携带了步马枪弹141.8万发，平均每支枪只有 40余发，而且其中多半是红军兵工厂自行复装的，不能用于连发武器，而机枪弹仅有22.3万发，几乎连一场稍大的战斗都不能支撑。其它几路红军的装备情况与中央红军大体相似，例如后来的西路军，尽管是由总体实力较雄厚的红四方面军中的红5、9、30军及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组成的，但全军2.1万人也只有 8000多支枪，每支枪只有5到25发子弹。这些不多的武器在中央红军突破4道封锁线后已经消耗大半，而此后长达一年的漫漫征途中，红军的武器弹药几乎全靠作战缴获，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平均每天行进30多公里、一天一战的情况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红军的敌人

红军的武器与他们的敌人相比，孰优孰劣？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因为红军在长征中遇到的敌人除南京政府方面的所谓中央军外，还有至少10个以上的地方军阀部队。虽然经过了1928年的“编遣会议”，但红军的敌人仍然是由名义上统一在南京政府旗帜下的各个割据势力组成的，由于各自的财力和武器来源不同，装备和训练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中央军所部装备自然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拥有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港口和上海、金陵、汉阳等近代化兵工厂，象中央军的三三制部队中，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步枪80余支，每营有装备一个装备6挺重机枪的重机枪连，还有一个配炮2门的营属迫击炮排。东北军、滇军和晋军则是地方部队中装备较好的。东北军拥有曾是远东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并自外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因而实力雄厚，象红军在陕北遇到的东北军第57军，每连有轻机枪9 挺，每营有一个重机枪连，每团有迫击炮连和平射炮连各一，火力可与中央嫡系部队媲美。曾赴贵阳“救驾”的滇军孙渡纵队每连则有轻机枪12挺，重机枪配置到团部，旅部直辖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这些全系购自法、捷、比三国，在武器质量上甚至还超过中央军一筹。

而川、黔以及青海、甘肃的地方军阀与前者相比，实力和武器装备则要落后得多，这也是红军决定向上述地区转进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作为突破乌江、四渡赤水等重要战役发生地的贵州，地方军阀王家烈、侯之担部不仅人数少、装备差，而且嗜吸鸦片，战斗力极弱。出于长期割据的目的，他们也在黔北重镇赤水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即1924年军阀周西城以原“官炮厂”为基础扩建成的赤水兵工厂，该厂实行“公督商办”的股份制，内设枪、弹二科，鼎盛时有2、3千人，除步枪外，还生产冲锋枪、马克沁、三十节式机枪及各种弹药，不过质量粗劣。中央军入黔赶走王家烈后，该厂交由四川军阀刘湘接收，后拆迁到重庆。侯之担部的步枪除部分汉阳式外多是仿自老式“九响毛瑟”的赤水造，同时有一部分赤水造的小迫击炮、轻机枪和掷弹筒。陈云同志化名廉臣于1935年秋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公诸于世的关于红军长征情况的记录，其中讲述突破乌江经过时谈到：“……侯之担部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朱毛赤军……侯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赤军当即以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但侯部之手提机枪及花机关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者，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赤军即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之侯部而占领其工事。”。红军将这些赤水造步枪蔑称为“九响棒棒”，缴获后全部转交给当地组建的游击队。而红军在贵州期间真正的“进项”来自于1935年2月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与中央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据《红星》报记载：“此役总计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2000 余，我军缴获机关枪2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万发……”

川军的装备则差次不齐，即有进口的先进武器，也有重庆、成都的兵工厂自行生产的质量不高的产品。川军第24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时，第5旅在野猪岗一带和红军对峙。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仰攻，川军的自造枪支因射程有限，无法打到对面山上的红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但自己却经常被对山上的红军直接一枪击倒。《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这虽然是笑话，但却也有一定事实根据。而青海、甘肃一带地瘠民贫，地方军队的装备也较差。红一军团路过六盘山后，击溃了甘肃军阀马鸿宾的一个团，结果却只缴获到“有资格放到古董店中去”的80支“十三太保”和“九响毛瑟”，为避免其流入民间贻害百姓，红军不得不专门派了两个连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用石头将这80支破枪一一砸烂。

红军的战术

红军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挫折后，很快便舍弃了“大搬家”的转移方式，不再携带过多辎重，除少数几门迫击炮外，所谓的“重火力”只有各种轻重机枪。但红军很善于把有限火力集中起来使用，形成局部的优势，这种办法在生死关头多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强渡大渡河时，红军以6挺重机枪、数十挺轻机枪的集中火力，成功掩护熊长林等17名突击队员渡河，夺取并巩固了岸头阵地。《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这样记述：“……河之南岸，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当红军所驾之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领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大部被其缴枪。……”而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守军有川军一个营，而此时的红军连一发迫击炮弹也没有，但他们在240华里的连续急行军中还是想方设法带来了3挺机枪，指挥员杨成武将其布置在桥头的制高点上，战斗开始后，红军机枪手的准确射击将对岸的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来，掩护廖大珠等22勇士一举夺桥成功。

红军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好武器集中到少数精锐部队中，组成一击制敌的“杀手锏”，最典型的就是红军中唯一的“钢盔部队”——陈庚率领的红色干部团。该团于1934年10月由彭杨、公略两军校和红军大学合编而成，战士均系连排以上干部，装备也优于普通部队。土城战役中，红军碰上实力较强的川军“模范师”郭勋祺部，形势一度不利，关键时刻干部团力挽狂澜，由四营重机枪掩护，头戴钢盔的一、二营发起白刃冲锋，一举将敌击溃，使红军转危为安。当时敌人都知道红军有个戴钢盔的干部团战斗力强，以致于闻风丧胆。另一个红军精锐的例子是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作《关于红军长征情况的报告》时特地提到过的红四团：红军入滇后，该团侦察连采取化装奇袭手段，“头戴钢盔，上穿四兜上装，下着马裤，腰缠精致皮带，裹腿整齐。每人挂着一只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皮包，营以上军官都配有望远镜……滇军和黔军的机枪都没有我们这么多。……”当地的敌人错把他们当成了中央军，一天之内，红四团不费一枪一弹地连下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杨成武后来曾写过《智取三县》专门记述这一战例。

由于没有稳固根据地支持，在红军最终了选择运动战而不是与敌人硬拼消耗后，主动发起战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获得武器物资的补给。陈云同志化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中就说过：“……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同各省地方军阀厮打，而只高兴和南京军阀交战，因为击溃了一个南京军阀，通常总是得到大批粮食、军械，而地方军阀却比较寒穷得多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习惯作法就是用缴获来的好枪装备自己，将替换下的旧枪用于武装当地群众，或是赠送给地方友好势力，实在无法带走的就地销毁。1935年4月，红30军在包座战斗中歼灭敌胡宗南部49师，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除挑选其中较好的一部分补充部队外，其余均付之一炬。红军在作战前，时常要考虑“成本”的问题，也就是说缴获一定要大于消耗，特别是子弹，否则就尽量避免作战。红军进入甘肃后与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交手，虽然将鲁部彻底打败，但红军在战斗中消耗了近3万发子弹，只缴获来一些破旧枪支和因口径不合而不能使用的子弹，因此红军认为这场战斗是“赔了本”。这种情况一直到1935年10月7日，红军陕甘支队第一支队在固原县青石嘴消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后才得以改观，这次战斗缴获数百匹战马和10余马车的枪弹和军衣，但最使战士们兴奋的还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子弹——杨定华在《由甘肃到陕西》中将其形容为“简直看作比生命还要贵重”。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歼灭东北军牛元峰部1个师又1个团，以消耗12万发子弹的代价，缴获捷克造马枪 5000枝、轻重机枪250挺、子弹26万发，这次丰厚的缴获为巩固陕甘苏区，为将革命大本营最终安放在西北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当《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根据地时，他看到的红军是由杂乱但不失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和山炮装备起来，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红军使用的部分轻武器

关于红军使用的轻武器，马式曾先生在《轻兵器》10月（下）发表的《长征中的轻武器扫描》中已作过详细列举，在此只作一些拾遗补缺的介绍：

★步枪

除各种毛瑟步枪及仿制品外，红军使用过的步枪还有日本三八式和英国恩菲尔德两种。三八式6.5毫米步枪即后来所称的“三八大盖”，在当时而言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武器，1917年北洋政府陆军部通过泰平公司一次即购买过4万支，后来奉系、粤系、晋系都曾大量进口过。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4年开始仿制，最高曾月产3000支，东三省兵工厂也有仿造。红军在创立初期即接触到这种步枪，如广州起义的主力——教导团就全部装备的是从奉军手中缴获的三八式。而西路军西征途中遇到的马步芳、马步青所部，也装备有部分新购进的三八式步枪。

红军使用的恩菲尔德步枪主要是一战前后生产的MK Ⅱ或者 MK Ⅲ型，采用独特的后闭锁榫及闭膛时才进入待击的设计，射速快、精度好、坚固耐用，缺点是重量较大。由于其口径是国内较少使用的7.7毫米，因此应用不象德、日式步枪那样广泛，甚至不及俄式“水连珠”步枪，主要分布在受英国殖民势力影响的长江流域，江浙和四川的地方军阀部队都有所装备。另外藏区由于与当时属英殖民地的印、巴地区相邻，英式武器输入比较方便，因此该枪使用较多。

★轻机枪

在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红军使用的轻机枪都是捷克ZB26。由于该枪闭锁可靠、更换枪管迅速，因此很快成为后来国内轻机枪的主要品种。当时使用的ZB26除了进口的外，还有大沽造船所、重庆武器修理所、广东兵器制造厂和巩县兵工厂仿造的，不过除巩厂产品外质量均较差。事实上，红军当时使用最多的轻机枪还有哈其开斯 M1922/26，该枪有多种口径和供弹方式，国内进口的都是7.92毫米的，使用25发弹板供弹，枪管可以更换，该枪为导气式原理，性能可靠，缺点是重量较大，超过14公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亦制造过这种枪，月产曾达20挺，1932年6月国民政府兵工署召开全国制式兵器会议，打算以其改进型为制式轻机枪，虽因抗战爆发未能实现，但也是对该枪性能的一种肯定。

红军使用过的轻机枪还有“勃朗宁”、“歪把子”和路易斯机枪。“勃朗宁”即勃朗宁M1918的各种仿制和改进产品，是红军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好的一类轻机枪，产地包括美国、比利时等国。其中比利时生产的称为FN M30，它是在 M1918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外形与美国原品有较大不同，口径为国内通行的7.92毫米，因此使用更加广泛。这些机枪不仅中央军中有装备，地方部队也有使用，特别是滇军，曾大量进口过比利时造勃朗宁机枪。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后，在与滇军的战斗中缴获过这种武器，而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也缴获过一定数量的美国造勃朗宁机枪。“歪把子”即日本大正11年式6.5毫米轻机枪，特点是采用漏斗供弹，该枪1920年代中期装备日军，但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就开始仿制，称十三年式轻机枪，1928年正式投产后改称十七年式轻机枪，月最高产量40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同中央军和西北军作战时，缴获过不少这种机枪，并在1933年初入川后粉碎“三路围攻”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11师在进攻鸡子顶的战斗中使用了10余挺“歪把子”，一下便打垮了川军刘存厚部一个团，取得竹峪关大捷。路易斯机枪又称“转盘机枪”，是一战中英军的制式装备，口径7.7毫米，采用上置的圆形弹盘，枪管外有大型铝制套筒，红二、六军团中曾有少量装备，红9军在1933年万源保卫战中也从刘湘所部手中缴到过这种武器。

★重机枪

红军使用的重机枪包括水冷和气冷两类。水冷式主要是马克沁和三十节式。除德国原产品外，红军接触较多的马克沁还有两种国外的变形，一种是英国的维克斯7.7毫米机枪，一种是俄国的索科洛夫7.62毫米机枪，前者冷却水筒表面带有横向棱槽，采用特殊的笼状枪口消焰器，后者则改用双轮式枪架并带有护盾。马克沁是旧中国最普及的制式机枪，有金陵兵工厂、广东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大沽造船所等10余个厂家仿造过，多数仿自M1899及M1908/15，结构大同小异，巩厂还仿造过俄式轮架马克沁。当时最新式的是金陵兵工厂根据M1908/15改进的24年式，特征是消焰器后的圆形遮光片，该枪投产后被迅速投入到 “剿共”一线，当1935年夏内蒙德王赴北平要求政府拨发武器时，何应钦曾对他说：“现在新式机关枪都用以‘剿共’，不能多拨。”国产重机枪数量仅次于马克沁的是三十节，其生产厂除汉阳外，还有上海和华阴兵工厂等，1931年时全国月产超过140挺。该枪是根据美国勃朗宁M1917测绘仿制，外形与马克沁相似，但机匣尾部是手枪式独立小握把而非立柱式双握把。

进口的气冷式重机枪主要有法国哈其开斯和日本的三八式、大正三年式。哈其开斯是其中使用最多的型号，从民国初年开始进口，常见的为1914式，口径7.92毫米，特征是采用30发弹板或250发钢制弹链供弹，枪管后部有大型散热片，机匣尾部有方便操作的握环。该枪从地方军阀到中央军都有广泛装备，其1930式还一度有希望取代马克沁成为全国统一的制式重机枪。三八式、大正三年式都是哈其开斯的改进产品，日本曾利用这些武器来扶植亲日的地方实力派，因此早期使用该枪较多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后期则包括粤系、奉系和晋系军阀，后者还分别进行了仿制，如广东兵工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仿制过三八式6.5毫米重机枪，东三省兵工厂则根据三年式生产了十三年式重机枪，口径有6.5毫米和 7.92毫米两种。

★冲锋枪和自动手枪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讲到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时，称他们“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这里提到的“花机关”，是指德国MP18/28冲锋枪，正式的叫法是“白格门（伯格曼的音译）手提机枪”。1925年汉阳兵工厂率先仿制MP18，但口径改为7.63毫米，1926年上海兵工厂和金陵制造局也开始仿造，两年中共生产了6000支，广东、巩县兵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也先后仿造此枪并有所改进，口径包括9毫米、7.65毫米和7.63毫米。由于这些武器具有木制全枪托、左侧横置弹匣的共同外形，而且枪管护套上布满圆孔，因此通常将其统称为“花机关”。

“花机关”对红军而言并不算新鲜，因为此前国内已经有比较广泛的使用。红军在长征中遇到的各路敌人中，即使是较弱的川、黔、甘、青等的地方军阀，都装备有多少不等的“花机关”，《随军西行见闻录》甚至提到少数民族武装拥有的这种武器：“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少数手提机关枪，均缴自汉军……”。红军在建立根据地的作战中，已陆续缴获过部分“花机关”。如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红四军在兴国方石岭全歼敌52师韩德勤部，就缴获过20多支“花机关”。为满足部队急需，洪湖、鄂东南、闽浙赣等兵工厂都曾少量仿造过 “花机关”，银坑弹药厂也用步枪弹壳改制过冲锋枪弹。中央红军在离开江西时携带的武器中，就包括271支“手花机关”和6.7万发冲锋枪弹。外国传教士 R.A.勃沙特在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队伍共同生活一年之后，在1936年10月写了一本《神灵之手》，其中提到一个红军小战士，因为他出天花时留下了麻子，被战友们善意地起了一个“小机关”的绰号，意思是说他的脸像“花机关”的护套一样，这至少说明当时红军对这种武器是非常熟悉的。

而德国M1932自动手枪对于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却是一种新式武器。该枪增设了在卡尔·威斯汀格专利基础上设计的单、连发机构，使用加长的20发弹匣，因此通常称为“快慢机”或“20响”，装上木制枪套后，外形和火力都接近于冲锋枪，而在实际战斗的确也是把它当作冲锋枪来使用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记述1936年3月，红二方面军6师18团与敌万耀煌纵队在章坝附近的一次遭遇战，红军以重大牺牲为代价，缴获了8支敌人刚刚装备的“快慢机”，当时 18团遇上的恰是万耀煌的指挥部，虽然万部并非嫡系，但按当时国内军队指挥机关的惯例，其卫队还是配备了相当数量的M1932之类的速射武器。不过18团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武器，在石阡以西突破敌人封锁线、歼敌23师一个营时，就缴获过一支“快慢机”，时任师政委的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谈到：“过去我们的驳壳枪都是打单发的，这次缴的20响驳壳枪既可以打单发又可以打连发，手指头勾住扳机不松，哗哗哗……20发子弹全打出去，象机关枪一样。这是我们部队第一次缴到20响驳壳枪，郭鹏师长高兴得爱不释手，于是成均团长、余秋里政委把这支枪送给了郭师长。”

在各次战斗中缴获的“快慢机”实际上成为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装备之一，在娄山关、大渡河、泸定桥等一系列战斗中，突击队员们依靠其炽烈火力，一再成功将红军带出了绝境。装备最多的当属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在和胡宗南部的战斗中曾有多次缴获，这些武器后来在西路军的倪家营子、石窝等一系列悲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时任红30军代理军长的程世才回忆：1937年4月，在走出祁连山后，发生了西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白墩血战，当时西路军余部被两个旅的马家军骑兵分割包围，当敌人马队已冲到30米内的危急关头，程世才和警卫员硬是凭借7支“快慢机”的火力，从1700名敌骑的两路包抄中杀开一条血路，最终带着最后的近500人突出重围。

★手榴弹

手榴弹是红军的重要装备之一，也是除大刀、梭镖和复装子弹外，红军唯一能大量制造和装备的武器。中央红军出发时共携带76526枚，几乎达到人手一枚。红军常用的手榴弹有两种——木柄手榴弹和麻尾手榴弹。当时的木柄手榴弹有巩造、汉造、晋造、宁造等式样。巩造仿自德国M1924式，但改用铸铁弹体和钾梯炸药，晋造、汉造、宁造构造与巩造相近，个别尺寸有所不同，其中晋造按体型大小又分为若干号。虽然 1934年根据地兵工厂便能制造木柄手榴弹，但因为制造要求和成本较高，所以红军使用的木柄弹几乎全为缴获，自行生产的全部是无柄的麻尾手榴弹。

麻尾手榴弹国内同样使用较早，北伐时曾大规模使用，上海、金陵等兵工厂也短期生产过，广西炸弹厂一直生产到1936年，主要供给地方军阀部队，因此长征中红军的对手也常常使用这种武器。红军生产的麻尾弹没有统一的型号，各根据地自行组织生产，但都采用铸造弹壳，弹壳外形有蛋形、梨形及瓶形等，大小不一，外表一般铸有纵横沟槽，有的制造精细的还铸有镰刀斧头图案及标语口号。弹壳较大的一端装有撞针、撞针簧、碰火等组成的碰发机构，撞针平时靠保险销或铁皮制成的保险片固定，另一端一般铸有或焊有圆环，拴有一条长近半米的麻、棕或皮条制成的绳辫，“麻尾”之名即来于此。使用时的方法类似于投石带，用手握住绳辫末端，抡圆后甩出，近距离时直接手握弹体投出，弹体在空中飞行时绳辫拖在后面，确保弹体前端着地发火。红军制造的麻尾弹除铸铁壳外，还有大量的铜铸弹壳，原因是铜的熔点稍低，便于铸造，而且其材料以铜钱为主，来源广泛，再者就是铜质软，手工即可加工弹壳口部的螺纹。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的随军修械所一直坚持生产这种手榴弹，供给部队需要，西路军即使在倪家营子被围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停止生产。但麻尾弹携带不便，特别是性能比较落后，由于引信部分外露，容易受潮和发生意外，而且其发火方式很不可靠，落在水中及软地上即不能正常起爆，也不能在空中爆炸，因此长征结束后逐渐停止了使用。

长征中使用手榴弹最多的一仗便是夺取腊子口。腊子口是红军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天险要隘，宽仅丈余，敌人在隘口内设有机枪工事，以交叉火力封锁隘口，并在山腰上布置一连守兵，见红军进攻，便向下猛掷手榴弹。红军进攻一天一夜均未得手，伤亡很大。1936年发表的杨定华所写《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这样描述战后战场情景：“……隘口周围五十米内单不爆炸之手榴弹就有一两百个，树木则被炸成残灰……”。红军最后赢得战斗胜利的法宝也是手榴弹，红2师师长陈光亲率17名战士，夜间从左翼攀登上山，然后迂回到右翼山上敌人据点，以手榴弹进行猛攻，守敌相继败走，隘口内的敌人怕被包围也随即撤退，红军遂乘胜占领腊子口。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时，已经对长征中的红军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在远离根据地、又没有任何外来支持的情况下，红军需要面对数量超过自身十倍的敌人，在武器的总数和质量上，特别是重武器方面，远远不能与敌人相比，虽然红军的装备中不乏以舶来品为主的新式枪械，但这些轻武器上的某些暂时优势，却也因为缺乏后勤保障和总体上的劣势而被抵销掉了。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的支撑。这种长征精神是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才是红军最具威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