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三变的周佛海

　　周佛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变化无常的人物，他一生三变，反复无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
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他一生三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第一变：从中·共一大代表到蒋介石的亲信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

起初，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当时，北洋军阀各派争权夺利，国内政局动荡，内阁频频更迭。这种景况，使出生低微的周佛海感到前途一片渺茫。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折。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一方面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潮正席卷全国。周佛海在进入日本第七高等学校前已经接触到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入校后，他专门阅读和研究了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西洋历史和国际形势，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受到感染，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省亲。当时，湖南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道路堵塞，使他无法回乡， 不得不滞留上海。在此期间，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由于周佛海在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的名字也为陈独秀所熟悉。陈独秀当时正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商讨建立共·产·党，正需要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了周佛海。

一天， 周佛海和张东荪、沈雁冰等人应陈独秀之邀来到陈在上海的住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座。维经斯基指出：中国思想界太复杂，要改变思想界的这种局面，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必须组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的谈话，对周佛海来说，非常新鲜。要不要建立一个新兴革命党？这个问题立刻在他脑海中萦绕。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一块敲门砖吗?于是，周佛海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他积极参加了筹组上海共·产·党的活动。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立了《共·产·党》月刊，为创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上、组织上的种种准备。周佛海是刊物的积极撰稿人。他以“无懈”的笔名，相继发表了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1年夏天，周佛海得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后，便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了“一大”。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委员长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一大”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而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返回上海后不久，他带着恋人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1922年3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照理，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他没有继续前进。相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

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的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即将毕业之际，他应邀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担任了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党组织对他耐心批评教育，帮他认识错误，但周佛海却毫无悔改之意，决意与党分道扬镳。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净党组织，准其脱党。

脱党后，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他多次拜见戴季陶，戴季陶对周佛海这个反共“后生”寄以“厚望”并面授机宜。周佛海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并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制造舆论，摇旗呐喊。1925年11月，他参与“西山会议派”掀起的反苏、反共逆流，并被推举为宣传部长，后因赴日完成学业，未就职。

1926年3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后辗转到上海，一面为反动报刊写些反共文章，一面仔细观察形势。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地位也节节上升。周佛海决心效力蒋介石，以实现其更大的政治野心。不久，他拿着戴季陶的推荐信，到武汉面见蒋介石，但不巧的是当时蒋介石不在武汉。同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周佛海被任命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建立了与武汉政府相对峙的南京政府。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迅速在武汉掀起，周佛海坐卧不安，决定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当时，宁汉对立，南京方面视武汉来人为敌对分子，周佛海刚到上海即被捕。在吃了两个星期“不能下咽的牢饭”后，幸而其妻杨淑慧奔走，才得开释。开释后，周佛海去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同年8月，由于宁汉双方及蒋桂矛盾，蒋介石被迫下野。周佛海失去靠山后，便也离职而去。

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大权独揽。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周佛海官升一级，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蒋代拟重要文稿。他负责出版以反共、巩固蒋反动统治为主旨的《新生命》月刊，并编写《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此后，周佛海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虽高喊“共纾国难”，但又不愿放弃私利，分别在三个地方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周佛海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国民党四大。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号称“状元中委”。12月29日，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周佛海还一度列席南京临时常务会议。
   
     1932年1月，经蒋介石同意，周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3年，他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并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相继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政略部)副部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从1927年到1939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可谓红极一时。但是，蒋介石却料想不到周佛海会背叛他。


第二变：从蒋介石的心腹，成了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从历史上讲，周佛海与汪精卫本无渊源，而且由于蒋、汪对立，他是反汪的主要人物。在历次蒋、汪斗争中，周佛海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出谋划策助蒋反汪。汪、周之间相互讽刺和谩骂，一直势不两立。但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当全民抗战的浩大风涛卷来之时，各式各样的人开始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组合。蒋介石集团被迫停止内战，进行国共合作，溶共抗日；汪精卫却坚持反共媚日政策，鼓吹“亡国论”。蒋、汪为了各自的利益分道扬镳。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由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上的相通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活动频繁。他们一面竭力怂勇蒋介石集团尽快接受日方的条件与敌人谈判，一面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鼓吹民族失败主义，为他们“求和”制造舆论。随着日军的节节入侵，他们震惊于大片国土的丧失，又惧怕日本的恫吓，也受到日本政府“要建立一个新政府”等声音的诱惑，派人前往上海、香港和日本东京等地举行秘密会谈，协商所谓“中日和平条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1938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派人与日本秘密签订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各项卖国条件，并拟定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建立汪伪“和平”政府的步骤和办法。经过秘密策划，1938年12月，周佛海追随汪精卫从昆明叛逃到越南河内，甘心当汉奸卖国贼。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主要组织者。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

1939年7月，汪精卫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公开宣传建立伪政权。作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立即与汪精卫相呼应，发表《回忆与前瞻》。在此文中，周佛海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为他叛国投敌进行辩护，说中国抗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停战议和”等等。周佛海此番投降卖国论调，自然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宠信。从此，汪精卫更把他视为最重要的近臣，委以重任。1939年8月底，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了取得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合法依据，在特工总部所在地召开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汪、周等人在一片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接着又开始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追随汪精卫，竭尽全力筹备成立汉奸傀儡政权。为了在汪伪政权中夺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方式，发展和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周佛海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任特务组织头目。

经过与日本侵略者讨价还价，周佛海作为全权交涉代表先后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签订秘密的和“正式”的卖国条约。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旋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并先后任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质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及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汪伪政权成立时，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十分钟之内产生的”，伪政府实际是由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虑生一世也！”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德、意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周佛海的汉奸气焰极为嚣张。当时，国民党中统局在上海的情报特务人员，要周佛海“暗中布置，以便将来去汪”，周佛海拒绝了。他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共，患难相随”，“决不反汪，决不反悔”。他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在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前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以国士相待，余焉忍相离?全面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但汉奸毕竟是汉奸，心猿意马的周佛海言不由衷，对汪精卫作过信誓旦旦的政治道德上的“保证”后，又很快将自己的表白忘却了，再度朝秦暮楚。


第三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随机应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周佛海一生的特征，是他阴险狡诈的本质。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像一条狗，嗅出日本人不行了。为了寻找出路，他重新向蒋介石抛去媚眼，搞“全面和平”，向重庆方面进行“输诚”。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 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并非想抗日救国，而是为自己将来寻找出路。

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之后，日军败迹渐渐明显。周佛海愈加把自己的希望寄予重庆蒋介石集团，一切视重庆方面马首是瞻。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他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利用日伪军阻止中·共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蒋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

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