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讲话。
一次是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小平在事隔20多年之后对“大跃进”的总结和反思。那么在“大跃进”前后，作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呢？最近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04— 1974）》（以下简称《年谱》——作者注），披露了很多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的活动线索。本文试图以此为依据，理清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的大致脉络。
一、逐步领会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
“大跃进”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邓小平对“大跃进”显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进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并上升到领导方法、建设方针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针性错误。2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在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在25日的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我对于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期之内是有过模糊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党内有什么两条路线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设想过基本建设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好，是不是谨慎一点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21页。)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反冒进”问题明确表态。从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8月1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
二、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探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具体搞法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时指导各地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比较密集地到各地调研和视察。1958年9月中下旬，他到东北视察；10月上旬到11月初，他又先后到河北、天津、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工业生产、人民公社及人民生活等情况。东北、华北、西南的这三次视察，既是一种调研，同时也是在一线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指导。在调研视察过程中，他沿途发表讲话，对经济建设方针和领导方法发表看法。
从《年谱》披露的这三次视察的内容看，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是明确的，即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比如9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指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在谈到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时，邓小平指出：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10月10日晚，他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0—1461页。)可见，在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看来，搞“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哲学依据，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具体到手段和方法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如何搞？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都在不断探索，各地也都在不断探索。9月27日下午，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人民公社时就曾说：农村的人民公社，辽宁的架子搭得比较早，全国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辽宁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于事情就了结了，还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搞得很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6页。)
在这种不断调研和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比如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他多次强调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要发展商品生产，这样才能富裕起来。9月22 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4页。)10月25日，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0月29日下午，他在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5—1466页。)
又如在人民公社问题上，邓小平也思考和发表了很多至今对我们搞经济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
第一，邓小平强调，办人民公社要体现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要不断积累经验，不能搞得太死板。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办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种试验。在任何情况下，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把人们搞得那么死板不行。这里有个人、集体、全民的关系问题。不能由省或县搞一个办法，一律实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 1464页。)10月26日下午，他在四川成都视察时指出：公社的食堂要办得好一些，使农民感到比过去在自己家里还吃得好，这样才能显示出公社和集体化的优越性。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5页。)强调要经常考虑显示优越性，强调要多种试验，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邓小平认为，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要建立在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之上。9月25日，他在辽宁盖平县视察太阳升人民公社时谈到：农村要大大增加生猪饲养数量，只有把农林牧副渔统统发展起来，才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巩固发展。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公社应制定长远计划，逐步把农村居民点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种花果，要绿化、园林化，工农商学兵全面发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将来无所谓农村和城市。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都要消灭。(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将办人民公社看成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抓手。
当然，在视察调研中，邓小平也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9月中下旬的东北视察中，邓小平就发现各地人民公社都在搞公共食堂、搞供给制，但是群众到食堂吃饭的却很少。他在10月6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这很值得注意。(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9页。)在西南考察中，邓小平也一直在注意并不断思考这个问题。10月25日晚，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鞋袜都穿一样的，食堂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1月4日，他在贵州遵义县大风暴公社视察，谈到社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时还指出：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 —1974）》（下），第1467页。)
总体上来说，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主要是在一线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做法。
三、主持起草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和邓小平在上述三次调查研究中初步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一样，1958年秋冬之际，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本人也开始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这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
邓小平是11月6日从西南视察结束后，直接赶赴郑州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开始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出现的错误，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提议，主持《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
11 月下旬至12月上旬，邓小平又在武昌先后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以《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为基础起草的，依然由邓小平主持。11月21日下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委员会会议时讲话指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它的性质是要给人民公社立一个宪法、一个共同遵守的章程。(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 1471页。)
12月9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谈到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是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的标准更高。我们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目前的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能说就是全民所有制，只是含有全民所有制的若干成分。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性来制定方针和政策。在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时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谈到分配问题时指出：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在谈到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时指出：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要公开向群众宣布。总之，在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2—1473页。)
邓小平所作的说明，具体阐述了有关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以邓小平的这个说明为主要内容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指导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践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显然，当时这些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是在中央领导层对各地视察调研中逐步形成的许多正确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也包括邓小平本人9月至11月的三次调研的重要成果。比如，《决议》强调的“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问题和“集体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等，都是邓小平在三地视察过程中特别注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中央初步纠正“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努力的集中体现。当然，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这种纠“左”的努力还是初步的和有限度的，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前提下的纠“左”。但其中包含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即使在今天还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四、逐步认识和主张纠正高指标错误，力争主动权
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除了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外，还讨论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进入1959年，由高指标导致的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日益严重。1959年1月6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基本建设和1959年计划问题。在谈到建设材料严重不足时指出：这是个大问题，各方面都出现了。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在谈到1959年计划问题时他指出：今年任务是量力而行，重点是把生产秩序调整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8—1479页。)
经过第一季度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计划指标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清醒了。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经济工作作说明时说：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搞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的生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他指出：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2页。)4月29日、30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就计划指标问题又指出：现在还是议论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最后，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7页。)
从苦抓计划，到“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主要抓措施”，《年谱》披露的这些内容表明，邓小平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有了更为切实、更加深入的思考。5月23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今年人心紧张，我们也累。工业生产计划大致已定，主要问题是督促检查，计划已放宽，取得了自由，现在解放出来了。精神解放了，免得天天紧张得很，取得主动。(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 1513页。)看来，邓小平对计划问题认识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取得经济工作的主动权，避免陷入抓住高指标不放的“死胡同”。他认为眼睛不能死盯着少数几个指标，而要看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个大局。基于这一点，他在5月2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做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把全局丢掉，包括丢掉人心。(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5—1516页。)
从过于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到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邓小平对计划指标问题的上述认识，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渐进认识过程。1959年五六月间，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降低钢产量，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由于对“大跃进”的错误的严重性仍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庐山会议之后，形势又发生逆转，“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
五、对1958年工作和“大跃进”进行初步反思和评价
（一）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
随着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问题。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邓小平在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的工作有一系列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认为，1958年的工作成绩很大。1959年2月1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说：对去年成绩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成绩是很大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去年是全面大跃进，各方面发展很快。(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其次，邓小平认为，1958年工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其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195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 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
再次，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要虚心谨慎、实事求是，不断总结经验。随着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逐步暴露，邓小平先前对经济建设的乐观估计变得谨慎起来。1958年12月3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出席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时就曾发言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3页。)到了1959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体会更加深切，强调得也更多了。比如1959年2月1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1958年的工作时说：缺点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种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注意。不要忽略这方面，要好好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 1974）》（下），第1486页。)6月4日、5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 1517页。)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邓小平2月20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指出：毛主席在八大会议上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导。(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二）对“大跃进”的初步反思和认识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对“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看法。
1959 年5月5日上午，他在会见匈牙利青年代表团，谈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时指出：总路线的提出，首先是根据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这不会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也不会错。问题在于怎样解决经常出现的矛盾。对于贯彻总路线的具体方法，邓小平认为：我们还在实验，使它完备，还要经过若干年。我们的做法是，一年总结几次，好的就发展，错的就纠正。(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 1509页。)6月1日下午，他在会见蒙古驻中国大使鲁布桑时指出：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总结过几次，每次都发现不少问题，修修补补，再过几年才能证明它的生命力如何。(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6页。)
从积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逐步反思、认识“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和错误，到强调“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再到“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年谱》反映的相关内容清晰地表明，邓小平在“大跃进”问题上的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深化，也在不断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以前，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样，当时还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面红旗”本身没有错，成绩还是很大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上、在一些具体办法和措施上还存在一些毛病，还没有找到一条成熟的路子和途径。但不管怎样，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从1958年底特别是1959年第二季度之后，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愈益趋于冷静和实际了。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杂志2010年第4期 作者：戚义明 原题为：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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