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家口。此照片反映的是我军进入大境门的情景。
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国民党军共计52万余人，控制了北平及华北大片土地。事隔60多年，用孙子“三伐”的军事思想来审视、分析和解读平津战役，对于新时期创新军事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孙子兵法》谋攻篇开宗明义地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的“全”胜思想，并具体阐明其“三伐”思想：“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既充分展现了“三伐”的谋略艺术，又创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范例。
■“伐谋”的核心是打乱敌人战略意图，致敌于被动
两军交战，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和举措是对战争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战力、后勤保障和支援力要有精确的计算，并由此形成战则必胜的战略意图和战役部署，也就是孙子讲的“三伐”及“知胜有五”的谋略。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我军歼敌36个师，47.3万人，并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据优势。孤悬在平、津、张(张家口)等地区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已成为“惊弓之鸟”，并面临东北、华北野战军的联合打击，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然而，在蒋介石于1948年11月初电召傅作义到南京会商时，将华北党政大权、统筹经济大权，直接接受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援助的权力授予傅作义后，傅作义竟被这“三大权力”冲昏了头脑。他认为东北野战军至少需经3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因此，控制平、津地区既可以利用美国援助和华北的人力、物力扩充军队，又可以将华北、东北解放军钳制在华北，对整个战局有利，遂与蒋拟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势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并于11月中、下旬先后撤退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守军，将其统率下的部队部署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今怀安)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部署充分反映出蒋、傅既有固守平、津的愿望，又有随时南撤或西逃的企图。事实证明，这是蒋、傅对战争形势分析和战略部署的一大败笔。
傅作义集团“守走难定、犹疑难决”。鉴于此，我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遂令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秘密入关，调集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另有30万民工随军行动和150万群众及34万辆畜力车修桥铺路、运输物资支援作战)，决心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现地，既不让其南逃，也不让其西撤。基本的战略部署是：首先由西向东逐个地抓住傅系、拖住蒋系部队，以稳住整个平津地区的敌人，然后切断两头，孤立中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现地”的作战决心和基本的战略部署，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组成的平津战役指挥部(总前委)，指挥平津战役的参战部队在战役的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顺利地完成了“分割包围，断敌逃路”的任务，使傅作义部队完全陷入“欲守不能，欲逃不成”的被动境地，完全打乱了他的战略意图。这是以政治谋略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等待敌人的必然是灭顶之灾。
■“伐交”的主线是利用矛盾，转移矛盾，致敌于离心
从历史角度看，蒋介石的“二元治军术”早就为他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所谓“二元治军术”是说出身于上海滩的蒋介石，帮派思想根深蒂固。在治军方面，他把由自己亲信掌握的部队称为嫡系、中央军，把各路“诸侯”掌控的部队称为旁系、地方杂牌军。并长期实行“信此疑他、厚此薄彼”的政策。因此，在国民党的军队中素有“亲娘生和后娘养”的牢骚。这种状态在顺境和高压下尚可维持，一旦时局有变，便会矛盾丛生，相互猜疑，貌合神离，各有盘算。
傅作义是阎锡山所属晋军的干将。1927年任师长时率部与奉军作战，孤军守城三月余，遂以“善于守城”著称。1929年任晋军第10军军长。 1930年参加了以反蒋逼其下野为目的的蒋阎冯战争(亦称中原大战)，任阎军第2路军总指挥。战争失败后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和华北“剿总”总司令。尽管如此，嫡系与非嫡系之分在蒋、傅两人中都是心知肚明。这在平津战役的谋划和部署过程中都有明显的表露。例如，蒋介石在战前授予傅作义的“三项大权”无非是拉拢傅作义为他卖命守城。而“一字长蛇阵”的战役部署，把中央军布防在北平以东之廊坊、天津、塘沽、唐山等地；傅系布防在北平及北平以西之怀来、宣化、张北、张家口、柴沟堡等地，却有“同床异梦”之嫌。对蒋介石来说，他当然希望一旦平津失守，继续拉傅部从海上南撤到长江以南继续为蒋家王朝卖命；如傅部拒绝，也要把中央军撤回江南，企图划江而治。而傅作义的盘算却是一旦失守，可逃到绥远固守待变。同时，在傅系部队与中央军的交往中也存在摩擦、牢骚和怨言。
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政宣、情报、敌工)联同地下党组织和影响较大的知名人士充分利用蒋、傅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在平津战役过程中，针对傅作义集团面临的不利形势，不断地揭露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残忍性，一意孤行发动内战的不义性，以己之私逼迫拉拢部下为其卖命的狡猾性。反复宣传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和蒋家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脱离蒋帮，弃暗投明的正义性，戴罪立功，向人民谢罪的必要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傅对蒋的不信任感和互相猜疑进一步加剧，官兵的斗志急速削弱，守城应战的立场进一步动摇，思考何去何从的情绪充满傅系阵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毅然派出低层次的代表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和试探摸底性谈判。这是平津战役中“伐交”的显著特点，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奠定了初步基础。
■“伐兵”与攻城依据：着眼于变化，恩威并施
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从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历时23天，顺利完成了“分割包围，断敌逃路”的任务。此时，傅作义集团已由“惊弓之鸟”成为“笼中之鸟”，完全失去机动的自由。而人民解放军则迅速转入执行“吃掉两头、孤立中间”的第二阶段战役任务。第二阶段从 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15日历时24天。12月22日，西线人民解放军在新保安围歼了傅军主力第35军军部及两个师。12月23日，张家口守敌5.4万人由北向西突围，被解放军歼灭在张家口以北地区，解放了张家口。在东线，东北野战军包围天津后，一面准备攻城，一面开展和平攻势，并向天津守敌发出放下武器的警告。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拒绝放下武器。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22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部署，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仅40分钟就突破敌坚固城防，经29小时激战，于15日15时解放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守城司令陈长捷。17日又解放了塘沽，堵死了敌人由海上南逃的通道。
新保安、张北、天津战役的重大胜利，使傅作义集团已损兵折将逾三分之一。北平已陷于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孤立无援的绝境。这就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子的“全”胜思想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撑的。“全”与“破”，“伐”与“攻”是辩证统一的
从平津战役的全局谋划来看，为了保护古都北平不受战火的摧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也是全局谋略的主要内容。例如，1948 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文中就把“北平区”排在五大攻击次序的最后，给争取和平解放留下更多的时间；在战役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地下党组织(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和对傅有影响力的高层民主人士不断地对傅作义进行策反工作，促使傅作义弃暗投明，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战役第一阶段的“分割包围，断敌逃路”体现了中央军委“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现地”的决心，第二阶段的“吃掉两头，孤立中间”则隐含着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图。总之，对解决北平问题的谋略是“立足于武力夺取，力争和平解放”。最终结果要视战役发展变化情况而定。
北平和平解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有利的战争形势、强大的武装力量、充足的后勤支援、精确的战争谋略、英明的战役指挥、高昂的官兵斗志、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顺民心而行的道义行动……这一切构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强大力量。而对傅作义集团来说，不义的战争之举、被动应付的战局演变、东西两头的退路被切断、以组成“华北联合政府”为条件和谈幻想的破灭，使他“守城待变”的企图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天津失陷，北平陷于绝境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并强调指出“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据此，平津战线解放军于1月18日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一是放下武器，一是接受和平改编，否则将以精确技术攻城。”并规定了最后答复期限。对傅作义集团来说，这是两枚消魂落魄的震撼弹。傅作义终于1月20日接受和平改编的条件，并派副总司令邓宝珊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于1月21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防，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纵观平津战役全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孙子的“全”胜思想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撑的。“全”与“破”，“伐”与“攻”是辩证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有善于审时度势，正确分析战争形势，从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精确计算，深谋远虑的将帅，才能正确把握，灵活运用，达到预期的目的。
北京日报 蔡仁山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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