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元帅托塔天王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赵南星；天机星智多星缪昌期；天闲星入云龙高攀龙……”
这是一份出现在魏忠贤眼前的—确切地说，是文盲魏忠贤所听到的—黑名单，名单上的人有一个共同身份：东林党。
然而，据清人孙承泽《书院考跋》记载，魏忠贤起初其实根本“不知东林为何地、东林之人为何人”。不过粗人自有粗理解：“东林杀我”—只要与咱家作对的统统都是东林党！
就像演义小说中的两军交战，面对梁山好汉，魏忠贤这边的阵营也很强大，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爪牙济济，有的是对东林党知根知底的干将。顺着他们不知因憎恨还是畏惧而微微颤抖的手指，魏忠贤将视线投向了遥远的南方。
难怪将他们编排成天罡地煞，老巢所在果然是个水泊；而黑风阵阵的聚义厅，原来只是一座书院—太湖之滨的东林书院。
魏忠贤冷冷一笑，白净无须的脸上突然杀机狞现。
一
除了严寒酷暑，每个月的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东林书院都要举行讲会。
讲会用击柝来通知客到。伴着柝声，专门的接待人员急步迎将出来，冠履整洁，满脸春风。双方见面，互相深作一揖；简单寒暄后，来客被引入偏房，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下—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已被翻得卷边发毛。无需多话，来客从笔架上取过笔来，饱蘸浓墨，略一屏息，或用稳重的正楷，或用潇洒的行草，在一行行响亮或是生僻的人名后填上自己的名字、籍贯。
东林书院最著名的主持人顾宪成在《会约仪式》中规定，每次讲会必须设立门籍，一来是统计每人参加讲会的次数，从而考察勤惰；二来是留下与会人员资料，以便日后一一核对其道德事业，“作将来之法戒也”。
东林书院里有座标志性的石牌坊，四百年前，从下面穿过的人，往往会油然生出几分骄傲。因为能行走在这条狭窄的石径上的，都不是凡夫俗子；进入东林的每个昂然背影，都承受着无数炽热的目光，尊敬，欣慰，希冀，崇拜，甚至些许畏怯—即使你只是身着破旧青衫、没有任何官职功名的一介寒儒。
天下有谁不知东林？陈鼎《东林列传》有载，“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即使是市井小贩，在争吵时都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
木柝声声响起，连续不绝，东林书院很快就沸腾起来。灯火也一盏盏点亮，远远望去，整个书院紫气氤氲、神圣庄严。
东林书院，最早是宋代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早已荒废，万历三十二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籍回乡，与高攀龙等同乡好友倡导筹措，在故址重建而成。开讲之后，由于顾、高等人关注现实，不空谈性命，而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大批“抱道忤时”的乡野志士与失意官员闻风而来，一边研习道德文章，一边讨论救国之道。书院高朋满座，影响迅速扩大，很多朝中大员也与之遥相呼应，一时间朝野上下，东林声名大振，逐渐形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也因此被政敌扣上了“东林党”的帽子。
只是东林书院的辉煌满打满算只持续了22年。
图穷匕现短兵相接。天启五年，魏忠贤发动了凶悍的攻击，按黑名单全面围剿，东林君子几乎全军覆没，很多人遭受了地狱般的荼毒；同时他以圣旨的名义，命令将“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诸著拆毁”。
天启五年八月，东林书院依庸堂率先被毁。
天启六年四月，魏忠贤再下严令：“苏常等处私造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应天巡按徐吉发出十万火急票牌，责令无锡地方官吏，“即便督同地方人等立时拆毁。拆下木料，俱即估价，以凭提解，不许存留片瓦寸椽”。
一个月后，应天巡抚毛一鹭将东林书院房产变卖，用所得银两与拆下的木料，在苏州虎丘为魏忠贤建了一座生祠。
生祠建得壮丽庄严，不但雕梁画栋，甚至用上了皇家规格的琉璃黄瓦；魏忠贤像用沉香木雕刻，全身镀金，内以珠宝为脏腑，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活人；发髻上有一空穴，用来更换四时香花。
虎丘的魏忠贤祠香烟袅袅之时，已被夷为平地的东林书院废墟上，幸存的东林学子们伏地痛哭，但当他们满身泥污地相互搀扶着站起来时，脸上却都带着同样的表情：愤怒、仇恨、坚毅。他们坚决不信只手可以遮天。凝望着快要压到头顶的乌云，所有人都不觉挺了挺胸膛。
如今的东林书院，西边有一座小院子叫“来复斋”，这是学者吴桂森的书斋。书院被毁后，他率领东林学子隐匿到无锡乡间继续讲学。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清算，下旨恢复东林书院。吴桂森得旨悲喜交加，倾囊捐修书院，并于丽泽堂侧建起此斋。斋名出自《易经》：“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魏忠贤已是遗臭万年，看起来，东林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毕竟浴火重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不过在这场殊死的厮杀中，并没有任何赢家。书院重建后的第16年，大明先破于李自成，后亡于清朝，朱明河山被来自长城之外的铁蹄踏得粉碎。用顾炎武的话说，亡了天下。
二
异族的统治终于不可动摇，人们痛定思痛，重新检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反思亡国的原因。其中有学者，如纪晓岚竟然提出了一种乍看之下异常碍眼的观点：“明亡于东林！”
这种观点自然偏激，也遭到了很多思想家的强烈批判，但平心而论，晚明政局的不可收拾，东林的确也得承担一定责任。比如导致朝政变幻无常、反复混乱的党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东林党人嫉恶过甚，缺少政治家的气量，只要认定某人心术不正，便穷追猛打，绝不给其任何改过的机会；如此为渊驱鱼，使一大批原本可善可恶的人走投无路，干脆拜倒在了魏忠贤的脚下。
即便是魏忠贤本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与东林党为敌的，他甚至还曾主动向东林党首魁赵南星示好，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赞赏。但是，赵南星却极度鄙视这个居心叵测的太监头目，有一次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教训了他一番，惹得魏忠贤大怒，从此双方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但君子毕竟是君子，小人毕竟是小人，与其说明亡于东林，不如说明亡于臣僚之间的争斗，用清人汪有典的话说就是：“东林岂亡明者？攻东林者亡之也！”
然而，争斗的双方，果真只是同殿为臣的君子小人？
天启六年二月，阉党派出了逮捕高攀龙等东林元老的缇骑。攀龙闻讯，于三月十六日清晨去书院拜谒了孔子与杨时，随即回家从容安排后事，于当夜着朝服朝冠自沉于后花园池中，时年65岁。
自尽之前，他向熹宗上了最后一封奏折，奏折的末尾写道：“君恩未报，愿结来生。”
如果细细咀嚼这八个字，很多人也许会渐渐感到有股湿漉漉的凉意从后背升起—仿佛有人在水底深处咬牙切齿，却又竭力抑制着，将所有声响吞回肚里。
涟漪很快散去，腻绿的池面沉寂如初，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三
公元1644年三月，春寒料峭。北京城门向李自成轰然开启的那个凌晨，穷途末路的崇祯帝与高攀龙一样，也选择了自行了断，以保持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
三天以后，当崇祯的尸体在景山那棵歪脖树上被发现时，人们从他冰冷的怀中找到了一份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遗诏是崇祯咬破手指写在衣襟上的。乌黑的血书，每一笔都透着刻骨的怨毒—对“诸臣”的怨毒。
《明季北略》也记载，崇祯在最后一次朝会时，垂着头一言不发，忽然在御案上写了12个字：“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指给身边的太监看了看，随即擦去。
早在即位之初，崇祯便已表现出了这种对大臣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厌恶的心态。他每次批阅奏章，都令太子在身边学习，对他说，看表疏必须看破执笔大臣的立意，是以举荐人才为名市恩呢，还是借解救危难卖德，绝不能被慷慨激昂的漂亮话给骗了，那些都不过是掩饰私心的伪装。
心态如此，处置起大臣来自是绝不手软。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换了内阁辅臣50人，兵部尚书14人，刑部尚书17人；诛杀臣僚无数，包括首辅两人，总督巡抚以上大员22人，其中有一腔赤诚换了个千刀万剐的袁崇焕。
君恩似海，臣节当然如山。当崇祯的遗体被抬到皇城根上的筒子河边时，只有几个和尚草草备了一些香烛，为他念经超度。那是一条热闹的通衢大道，不断有人经过—他们都是昔日的大臣，匆匆赶去向李自成投诚的，然而几乎没有一人停下过脚步，有人骑着马来，还特意加了一鞭。
蹄声的的，崇祯晦暗的脸庞落满了尘埃；披散的乱发下，双目微微睁着，嘴角似乎留有一丝冷笑。
倒是李自成为崇祯出了一口气。看着近千名大小官员匍匐在地瑟瑟发抖，他想起了昨夜，被他俘虏的崇祯太子面无表情地说的那句话：“文武百官最无义，明天必定统统前来朝贺。”
这个陕北汉子暗暗叹了口气，随即脸色一变，命人摆出了拷打的夹棍。
李自成看不起这群缺少脊梁骨的贰臣，但他有没有想过：若是没有这些对皇帝薄情寡义的臣子，或者说君臣离心不至于这种程度，他能进得了北京城吗？
四
高攀龙在写下“君恩未报，愿结来生”时，心态是极复杂的。一方面，他的确为自己再不能为朱明社稷效忠而遗憾；另一方面，内心深处，他必然有着一种对君主的灰心，乃至怨恨。
且不提天启帝糊涂，放纵阉党肆虐，多年来处在漩涡中心，高攀龙比谁都清楚，造成当前这样近乎绝望的局面，主要根源就在皇帝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连东林党都是皇帝一手逼出来的。
所谓的东林党，还有与其攻讦的齐楚浙等党，都是在“争国本”、“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等政治斗争中渐渐分流形成的。其中关系最大、纠缠最久的就是“争国本”，也可以说后面的几件案子都是它的余波。国本即太子，争国本指的是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神宗由于偏心，准备废长立幼，朝中许多大臣—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东林党的骨干—纷纷团结起来抗争，前仆后继锲而不舍，与神宗足足耗了15年，最终硬是逼着神宗立了他不喜欢的长子为储。
这一系列大案的主角就是皇帝本人，所以，许多被东林党目为奸邪打入另册的大臣，不过是替皇帝背了黑锅罢了。
内阁首辅王锡爵就是这么一位。平心而论，他做官廉洁，为人也称得上耿介，张居正气焰滔天之时，曾面责居正，并在张居正回乡葬父，九卿大臣联名上疏请求召还时“独不署名”。按理，他与顾宪成应该惺惺相惜：张居正有病，朝臣争相为其求神祷祝，唯独宪成拒绝；同僚恐其遭忌，便悄悄替他在名单上签了字，不料宪成得知，立即上门划去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一天散朝之时，这两位昔日的同志却进行了一场剑拔弩张的交谈。
“当今有件最奇怪的事，”王锡爵加快几步，走到顾宪成身边，冷不丁开口，“庙堂定下的是非，天下偏偏都要反过来”。
“是吗？”顾宪成不动声色，但马上回了一句：“我看是天下的是非，庙堂非要反着干呢。”王锡爵也不理会，一拂大袖，愠愠而去。
这番对话的背景是争国本的第七年，王锡爵顺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即将神宗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埋下日后择立太子的伏笔。如此算计，顾宪成等自是洞若观火，当即展开了剧烈的攻击，引经据典将此方案驳斥得体无完肤，迫使神宗不得不收回成命。
王锡爵对顾宪成说那番话时，底气很足，很有些威胁的意思。你们难道不明白，“庙堂”是什么吗？庙堂的是非就是皇上的是非，何苦老是对着干呢？得罪我王某不要紧，得罪皇上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上报的名单都是一贯犯颜直谏的硬汉。神宗一看就来气，尤其看到打头的赫然就是那个国本之争中又臭又倔，竟敢封驳自己御批的王家屏，愈发火冒三丈。王锡爵察言观色，趁机给顾宪成等人上了点眼药，神宗终于大怒，下旨将会推人员降职问罪，顾宪成因此被撸去乌纱帽，赶回了老家。
可能连神宗自己也想不到，这一赶，在江湖上赶出了一个东林书院。从此，就像飞蛾扑火蝇蚁逐膻，散在四处的牛鬼蛇神有了大本营，更是拧成一股绳，时时刻刻与他唱起了反调。
五
在对峙的几十年中，神宗想必会常常哀叹，大明风水到底怎么了，那些犟头犟脑的书呆子为何一次又一次地抱成团与他们的主子过不去。
他一定会想到爷爷嘉靖皇帝，八成还会因此感到羞愧。当初爷爷为他自己的父亲争取一个皇帝的名分，虽说历经坎坷，末了终究如愿以偿；而到了他这代，连老子疼儿子都力不从心。
他听说过那些厌物要挟爷爷的手段，大小臣工两百多人，顶着毒日头，齐刷刷跪在左顺门前，一边高呼“太祖高皇帝”一边号啕大哭。他佩服爷爷的果断，劝谕无效后调动锦衣卫，抓的抓，关的关，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打，足足打死了17人，总算刹住了这股邪风。
神宗还知道，从那以后，爷爷开始有意识地在廷臣中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猜疑、攻击，这样不停地上蹿下跳才能消耗掉他们过剩的精力，免得他们形成攻守同盟齐心与自己较劲。
沮丧的神宗决定，要像爷爷学习，绝不能被臣僚穿了鼻子牵着走。甚至还要更进一步，不给他们任何机会标榜他们的臭德行。他以为，从前爷爷就是忍不住，才上了海瑞的恶当，对“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动了怒，让他有了流芳百世的资本。
他回忆起登基的第17个年头，自己也险些入了彀。快过大年了，一个芝麻大的七品小官雒于仁却巴巴地送了一本，骂自己酒色财气俱全。可笑自己震怒之下，还召见辅臣，一条条辩驳，现在想来，真是多余。
清初《玉光剑气集》载，中年以后，神宗见到台省条陈，扫两眼就说老一套。即使臣子言辞激烈地指责，也全不动气，淡淡地说都不过是“讪君卖直”，想沽名钓誉罢了。对这类奏本，他一概留在宫中，不加任何批示。
神宗明白，只要他在奏折上一落笔，无论写什么，都只能是给抗议者加分。他们就会心满意足地将加了朱批的奏折传抄公布于天下，向世人显示，他们是多么舍生忘死，而皇帝却是多么暴戾或是昏聩。
因为神宗最清楚，若是讲道理，讲德行，讲正义，自己将永远落于下风。最可悲的是，在东林党人的监督下，居然没有谁敢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这边。想请王锡爵出来再挡几招，不料只一个回合就输得身败名裂闭门谢客了。其实他那封被泄露而引起众怒的密奏有错吗，简直就是朕的心声啊：“再有抨击的奏章一概留下，不要理睬，就当作禽鸟之音而已。”
无疑有赌气的因素，除了不批奏折，孤独的神宗还慢慢开始“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讲”，后来竟然一口气二十多年不上朝。即使再无聊，他也不接见阁臣，宁愿看小太监掷银子玩，有史料说他很可能还吸起了鸦片。
有时候，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奏疏，神宗心中可能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快意：让你们念伦理纲常、让你们念长幼有序、让你们念勤政爱民—让你们狗咬狗两嘴毛去！
[导读]邹元标在东林党人集体罹难前逝世。暮年的邹元标，越来越怀念四十多年前把他打得终身残疾的张居正，一瘸一拐地奔走呼吁为他平反。生命的尽头，他恍然大悟，仅靠气节救不了大明。
六
君臣离心的危害，东林党人看得十分清楚。东林党首魁、黑名单上被比附为宋江的叶向高出任首辅后，立即向神宗上书，指明了国家当前深陷困境的五条根本原因，其中第二条就是“上下否隔”。上下指君臣；否隔，意思是隔绝不通。上下否隔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那场党派林立的混战中，缺少一位公正的仲裁者，使得党争愈演愈烈永无休止。
没有奇迹，这份奏折依旧是泥牛入海，连个响声都听不到。
只能靠自己了。涩涩一笑，叶向高转回身子，忧心忡忡地看着沸锅一般的朝堂，卷起袖子走过去，试图拉住面红耳赤扭打的各方，每人当头泼下一桶冰水，让大家冷静冷静。
但这无异于螳臂当车。在位期间，叶向高多次竭力调解党派纷争，但皆以失败告终；万历四十二年，身心俱疲的叶向高黯然辞职。
“东林三君”之一的邹元标也做过同样的努力。他以顶风上疏，坚决反对张居正夺情，被重杖几致毙命而闻名。罢斥闲居30年，天启皇帝即位后，被召还出任左都御史。然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邹元标一上台首先抛出了“和衷”，号召朝臣消除门户偏见，和衷共济。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年纪大了，磨尽了火气，怎么能这样和稀泥，他笑道：“做大臣的，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就要想尽办法稳定国体，怎么能感情用事呢？”
但几乎没有谁能理解他，连东林内部都笑他首鼠两端。邹元标无奈，也告老还了乡。
神宗罢工的漫长岁月里，大明王朝就像一堆被遗弃在沙漠里暴晒过久的柴禾，坚硬干燥，随便一擦就冒出火星，朝野上下，充斥着亢奋的戾气。赵南星在“京察” —考察在京官员，根据政绩品行升降乃至罢官—时放出的话，可以视作这个时代的注脚：“内察之典，六年一举，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皆于此时。”
暂时失意不要气馁，反正六年一个轮回，有的是机会让你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邹元标在东林党人集体罹难前逝世。暮年的邹元标，越来越怀念四十多年前把他打得终身残疾的张居正，一瘸一拐地奔走呼吁为他平反。
生命的尽头，他恍然大悟，仅靠气节救不了大明。纯粹的黑固然压制不了天下，纯净的白也拯救不了世人。
绝大的悲哀！对于一个王朝，居然灰色才是正道。
七
东林书院的核心建筑是依庸堂，为宾主叙礼的主要场所。邹元标曾应顾宪成之约作过一篇《依庸堂记》，还撰过两副楹联，其一是：“坐间谈论人可贤可圣；日用寻常事即性即天。”
“坐间谈论”，想来，青壮年的邹元标在这座堂上没少骂过张居正。
然而，评议大臣最初不被提倡，起码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曾写过学人应当“屏九损”，即摒弃九种有害的风气，其中就有“或评有司短长，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这些都是浮躁的表现。堂名依庸，庸者，也有适中平和之意。
九损里，还有一条：“党同伐异，僻也。”东林发展成一个党，想必也不是顾宪成希望看到的。当然，顾、高等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有党，如高攀龙《论学揭》云：“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也。”
不泄愤，不结党，那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顾宪成追求的是一种力量，不是用来对付同僚，而是能抗衡皇权的力量，来匡衡这个已经严重偏离轨道的世界。
是的，这个世界已经出轨太久了。回头看去，跌跌撞撞二三百年，洪武皇帝的子孙，如武宗的胡闹，世宗的神道，神宗的酒色财气，有几个是成器的？鲁迅先生曾有评论：“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可是相比历代，在朱元璋的精心设计下，有明一朝又是皇权最集中的，身为大臣，别说如汉唐那般坐而论道，连自己的臀部都缺少安全感，动辄被扒了裤子按在朝廷光滑的青砖上挨大板。
如果说，世间还有一样东西，还可能残留一点力量，对皇权进行些许束缚的话，那只有儒家的道德了。
就像堂吉诃德找到一根生锈的长矛，对不肖皇帝失望之极的顾宪成等人，高高举起了道德的大旗。他创办东林，就是为了利用这套被忽略太久的道德武器，重新整理出一套标准，一套高于、起码能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标准。
这应该就是顾宪成的终极目标。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如同在雪山上投下一枚小小的石子却引起了雪崩，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黄仁宇的剖析很冷静，也很无情：“仅凭这几十个自诩品德高尚的官员，反倒能制定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反对他们的，也同样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聊以安慰的，就是真正的东林党人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牺牲。
以大刀手的身份上黑名单的杨涟，被捕后受尽酷刑，最后死于“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临刑前，他写有血书，曰：“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只是，如果有人读过顾宪成写给高攀龙的一封信，就会对杨涟无愧于先皇的自豪感慨万千，就像高攀龙的“君恩未报，愿结来生”那样。
“《乾》《坤》之后，继之以《屯》。混辟之交，必有一番大险阻，然后震动悚然，猛起精神，交磨互淬，做出无限事业。夏商以来，凡有国者，莫不如此，此意甚深长可味。”
乾、坤、屯，都是《易》中的卦名。乾坤是一个轮回，而屯，则是万物始生之意，联系后文的夏商有国，字里行间，东林党人对朱明的绝望乃至改朝换代的希冀 “深长可味”。从这个角度看，就算灰色能延缓一个王朝的寿命，他们也不一定会采纳。黑白分明，担起的不是一姓一朝，而是千秋万代。
但谁也不敢捅破那层薄薄的纸，很可能顾宪成还因此有了深重的罪恶感，他悚然端坐，长长吐纳一回，环视满堂同仁，沉声一字字道：“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八
东林党人的热血和精忠丝毫融化不了覆盖着紫禁城的厚厚冰霜，皇帝早已修炼得油盐不进。任凭叶向高在一封封奏疏中气急败坏：“陛下万事不理。”神宗连官职出缺都不予理睬。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94人；地方缺巡抚3人、布政监司66人、知府25人；最严重时，整个帝国官员缺额达一半以上。臣僚表示抗议的辞职报告更是被他视若无物（据说最多的一位居然连续上了120份辞呈），反正你自己脱下官服封了官印走了便是。
由于缺少法官断案，有些倒霉的嫌疑犯在狱中二十多年也没被提审，被关得神经错乱，在狱中用砖头把自己砸得满身是血，卧在血泊中呼冤。
58岁那年，神宗住进了自己早在30年前就修好的定陵（二十几岁就热衷于后事，这是不是也反映出对现实的厌倦呢）。可已经没有谁能勒住缰绳，王朝的大车继续驶向无底的深渊。
一月天子光宗在美女和丹药夹攻下不明不白归天后，群臣满怀期待地迎来了熹宗朱由校，最后却哭笑不得地发现，这位腼腆的年轻人最喜欢的竟然是斧锯锤刨，在他看来，做一个高手木匠的诱惑远大于做皇帝。
君臣在急速下坠的过程中越走越远……终于，崇祯君臣合力，为大明王朝画上了句号。
清军入关之后，许多志士不甘亡国，奋起抗争。东林党人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濒于十死”却回天无术后，他返乡闭门著述，苦苦探索中华的出路。有一天，他拍案而起，厉声长啸，祸根原来在这里！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
他提出，合理的政治应该由选举出的宰相来做政府的领袖，而皇帝不能亲揽大权。
但清朝延续朱元璋的规划，也不设宰相。汉人在皇帝面前自称“臣”，满人则自称为“奴才”，可无论权势还是地位，“臣”都排在“奴才”下面。
不过改朝换代似乎对东林书院的风采影响不大，当时学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脚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只是吴桂森重建书院后，又制定了一个新的《东林会约》，第二条为：“绝议论以乐时”，“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对”。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