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9日星期二

姚崇,大唐名相

姚崇简介,姚崇小传

姚崇,原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突厥人同名,故而以字行(有的说是改名元之)。开元元年(713年),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陕州硖石(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人,永徽元年(650年)生。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任宰相,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为唐朝前期一名臣。开元九年(721年)卒。 才干出众 两登相位 [编辑本段]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到了洛阳,参与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 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刺史。
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
姚崇,原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突厥人同名,故而以字行(有的说是改名元之)。开元元年(713年),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陕州硖石(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人,永徽元年(650年)生。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任宰相,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为唐朝前期一名臣。开元九年(721年)卒。 才干出众 两登相位 [编辑本段]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到了洛阳,参与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 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心!武则天的器重,对姚崇也是一种鼓励,他的才干到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扬。他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玄宗初年,他作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了。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然而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垂拱(685—688年)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受任为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八十。


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在做方官的时候,他政绩卓著,有的地方还树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武则天的时候,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象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景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昏庸无能的中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慌了手脚,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说:“行;”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与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前节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天机客~秘书的签名档

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景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 “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

大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与白居易齐名、号称“元白”之一的大诗人元稹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诗中写道:

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
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言见为君说。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诗中通过唐代皇帝在河南宜阳的行宫--连昌宫的兴废,探究了唐代治乱的由因。诗中借一个老人的见闻经历,热情地歌颂了造就开元盛世的大唐名相姚崇、宋璟,无情地鞭鞑了酿成天宝之乱的弄权奸相李林甫、杨国忠。表达了人民对清平盛世和政治家姚崇、宋璟的无比怀念!此时姚崇已逝世百年有余。

姚崇逝世360多年后,一部可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问世了。一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肯定了姚崇为唐朝的四大贤相之一。

姚崇逝世1200多年以后,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这位好评说“千秋功罪”的伟人在传记的天头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在读到姚崇的“十事要说”时,批注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批注指出姚崇、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批注还认为,中唐时期大文学家“韩愈《佛骨表》祖此”。毛泽东评论历代帝王时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朝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但对姚崇,评价可谓高矣!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怀念姚崇。唐代开元年间,老百姓甚至还把姚崇的画像当作真神来供奉。许多地方还为他修盖了庙宇,希望他能保佑人民,降临福祉。至今,在台湾省云林县的虎尾镇还保存有姚王爷庙,祭祀的就是唐代贤相姚崇。
故乡的人民更是情有独钟。宋代元佑八年(1066)陕州知州游师雄仰慕姚崇为人,置姚公祠于其故居陕州东卫村社(今河南陕县张茅镇),在姚崇后裔散居他乡的情况下,姚公祠被人们祭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不能不说是故乡人民对其怀念之深。在原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风景区)的大南关的“二贤祠”,祭祀的则是陕州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历史名人——唐代贤相梁国公姚崇和宋代著名诗人魏野。开元三年(715),姚崇为故乡题写的“藩篱”石匾珍宝,饱经历代战乱和当代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倍受人民群众的珍藏保护,至今还完好地收藏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受到世人观瞻!

为什么1300多年来姚崇倍受人民敬仰,倍受政治家、史学家推崇而经久不衰呢?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透析姚崇,进而知人论世,对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则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


一、“为政以公”而“耸廉勤之节”的吏治思想。

姚崇生活在一个唐王朝上升阶段的时代。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长期受儒家一些进步思想的熏陶。刚刚过去的唐太宗以贞观之治遗留下了治世的楷模。姚崇经历过人所称道的高宗永徽之治,又亲身参与了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中宗腐败政治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以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为己任,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他的吏治思想。这集中反映在姚崇于开元二年(714)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中。《五诫》主要内容有:(一)强调“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姚崇主张为政者要象持称一样,“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称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才会“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呼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公平、公正、诚信”原则。当然,姚崇提倡的“为政以公”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同我们今天倡导的不尽完全相同。(二)倡导官员勤政。姚崇当时批评了“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即为官者无所作为,唯知巴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出要学习“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精神,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只有勤政为民,才能作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这在今天提倡“以德治国”时颇有教育意义。(三)倡导“廉慎”作风。姚崇批评中宗以来“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要求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要象子罕(春秋时宋人)辞玉、杨震(东汉太尉)辞金一样,洁身自好。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铒,必曝其鳞”。因此“当官明白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自觉地做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四)注重治国中的“教化”作用。提出当政者要象弹琴一样,“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感人情”,达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还提出“善为国者如弹琴。宫君商臣,则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同时指出要根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即及时调整政策法令。(五)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姚崇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出做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身体力行,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中宗以来的不良风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当人们读到姚崇的《五诫》时,还无不为他中的浩然正气、高风亮节、博大胸怀、精辟见解所折服!

二、以天下为己任,为之奋斗而百折不挠的政治家。

姚崇少年时潇洒豪爽,崇尚气节。“自小及长,从微见著。唯以直道为业,非以曲路相通。”(见《全唐文》卷二○六)27岁中制举。因才干出众,迁夏官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兵机填委,姚崇“剖析如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新唐书•姚崇传》)姚崇做了宰相,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而努力,决不为贪图高位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三次遭贬,“三起三落”,然正气永存,信念不移。一生宦途曲折,富有传奇色彩。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冬,女皇卧病不起。“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二张”借助女皇,很有权势,王公大臣竞相趋附。为永保富贵,张易之听信术士之言,准备在家乡定州私自建一佛寺,迁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时任宰相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兼管国家典礼及僧尼之事,就以违反国家法令为由制止了这件事。张易之几次找姚崇说情,都被姚崇拒之门外。“二张”恼羞成怒,就在女皇耳边散布姚崇的坏话。这样,姚崇被夺去宰相实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到边关作灵武道安抚大使去了。这是姚崇第一次被贬。(见《资治通鉴》二○七)

神龙元年(705)正月,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发动了政变,诛杀了“二张”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唐中宗复位。姚崇因事先参预谋划有功而受到了封赏,依然以宰相身份参与政事。但当他在上阳宫看到离位的武则天憔悴衰老时,竞失声痛哭。桓彦范、张柬之等好心劝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饰自己对武则天的同情,而公开表示出一个忠臣对旧主的应有之义!他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当日,姚崇即被贬为亳州刺史。这是他第二次遭贬。(《新唐书•姚崇传》)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为宰相。和侍中宋璟,同心协力,改革弊政,朝政出现崭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拥立皇帝有功,“权倾人主”,睿宗特别听信她的话,“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她代表旧势力,反对改革,并企图废黜支持改革的太子李隆基,破坏朝廷稳定大局。如不搬去这块拌脚石,改革事业就会夭折,一场新的动乱将代替目前的安定局面。但如果行动,就有罢职、贬官甚至杀头的危险。姚崇、宋璟为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储三策”,“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虽然勉强接受并执行了这三条建议,但由于迁求太平公主,姚崇、宋璟还是被加上离间皇室关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贬出京城,作了地方上的州刺史。


三、善应变成务而遇事果敢的改革家。

宋朝宋祁在撰写《新唐书•姚崇传》后评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变,就是变革,就是改革。纵观姚崇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改革家。

武则天时,为使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职,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动情地向女皇进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的真情,并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女皇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

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着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二是“不畏强御,请托不行”,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了不足二千人录用,“人服其公”。虽然后来姚崇遭贬,改革事业夭折。但他们的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却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真正算上大手笔的,要算是姚崇开元初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全面执政之后,求治心切,一心要复振贞观之风。就在姚崇被任命为宰相时,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政事改革建议:一是“垂拱以来,以竣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二是“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心;臣愿不幸边功。”三是“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四是“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五是“戚里贡献以自媚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六是“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七是“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自以礼。”八是“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九是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贞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佛道营造。”十是“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诫。”(见《新唐书•姚崇传》)这十条建议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可谓切中时弊,史称“十事要说”。“玄宗心益开,听之孜孜忘倦”,视为救世良方,全盘接受。开元之初,姚崇劝玄宗“无任功臣以政”,“诸王外刺”,结束了中宗以来政局八年动荡不安的历史,赢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用贤能,天下大理。禁营佛寺,沙汰僧侣。劝课农桑,赋役宽平。不贪边功,中外和平。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中唐诗人和评论家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姚崇之后,继任者宋璟、张嘉贞等“萧规曹随”,“守法持正”,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唐王朝最鼎盛的时代——“开元盛世”。

四、以人为本而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作为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实践中,唯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愈到后来,他对事物的认识愈接近唯物论者。

开元三年到四年(715~716),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只是用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的办法来消灾,而坐视蝗虫食苗。消息传到朝廷,百官众口一辞,都说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灾警示。今天看来,这本是汉儒董仲舒“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的“天人感应论”,纯属无稽之谈。但那时朝廷上下把此论奉为圣经。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紫微令姚崇清楚地知道,如果蝗灾蔓延下去,人民将流离失所,国家将失去稳定。如果发动灭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就煞费苦心地在古代的籍典上找依据,以《诗经》上有关灭蝗的诗句和东汉光武帝灭蝗的诏书为凭据,并拿出用切实可行“焚瘗”之法,说服了玄宗。但朝廷争议仍然很大。就连平时同心协力、百依百顺的黄门监卢怀慎也劝他:蝗是天灾,灭蝗有伤和气。外议甚多,请公思之。姚崇以人为本,严肃批评他说:“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于是下公文、派驱蝗使督促各地灭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有令不行,还上书朝廷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闻报大怒,就去牒文批评他: “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阅书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担。”(见《新唐书•姚崇传》)二年来,灭蝗成效显著,百姓不甚饥饿。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姚崇的母亲也一个虔诚信教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长安二年(702),他曾为母祈福造像。神龙三年(707)母亲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还为母亲造一功德窟。但是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者,反佛并非其根本目的,但当他看到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他又说: “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这样的认识,同唯物论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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