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大唐名相

姚崇简介，姚崇小传

姚崇，原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突厥人同名，故而以字行(有的说是改名元之)。开元元年(713年)，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陕州硖石(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人，永徽元年(650年)生。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任宰相，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为唐朝前期一名臣。开元九年(721年)卒。 才干出众 两登相位 [编辑本段]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到了洛阳，参与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 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刺史。
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
姚崇，原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突厥人同名，故而以字行(有的说是改名元之)。开元元年(713年)，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陕州硖石(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人，永徽元年(650年)生。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任宰相，多次出任地方长官，为唐朝前期一名臣。开元九年(721年)卒。 才干出众 两登相位 [编辑本段]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恰好回到了洛阳，参与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 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高级官员)。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是中央机关，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这种知遇之恩，姚崇能不动心!武则天的器重，对姚崇也是一种鼓励，他的才干到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扬。他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玄宗初年，他作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了。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然而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垂拱(685—688年)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受任为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八十。


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在做方官的时候，他政绩卓著，有的地方还树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武则天的时候，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象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景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昏庸无能的中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慌了手脚，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说：“行；”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与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前节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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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景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 “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

大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与白居易齐名、号称“元白”之一的大诗人元稹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诗中写道：

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
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言见为君说。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诗中通过唐代皇帝在河南宜阳的行宫－－连昌宫的兴废，探究了唐代治乱的由因。诗中借一个老人的见闻经历，热情地歌颂了造就开元盛世的大唐名相姚崇、宋璟，无情地鞭鞑了酿成天宝之乱的弄权奸相李林甫、杨国忠。表达了人民对清平盛世和政治家姚崇、宋璟的无比怀念！此时姚崇已逝世百年有余。

姚崇逝世360多年后，一部可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问世了。一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肯定了姚崇为唐朝的四大贤相之一。

姚崇逝世1200多年以后，毛泽东在认真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这位好评说“千秋功罪”的伟人在传记的天头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在读到姚崇的“十事要说”时，批注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批注指出姚崇、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批注还认为，中唐时期大文学家“韩愈《佛骨表》祖此”。毛泽东评论历代帝王时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朝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但对姚崇，评价可谓高矣！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怀念姚崇。唐代开元年间，老百姓甚至还把姚崇的画像当作真神来供奉。许多地方还为他修盖了庙宇，希望他能保佑人民，降临福祉。至今，在台湾省云林县的虎尾镇还保存有姚王爷庙，祭祀的就是唐代贤相姚崇。
故乡的人民更是情有独钟。宋代元佑八年（1066）陕州知州游师雄仰慕姚崇为人，置姚公祠于其故居陕州东卫村社（今河南陕县张茅镇），在姚崇后裔散居他乡的情况下，姚公祠被人们祭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不能不说是故乡人民对其怀念之深。在原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风景区）的大南关的“二贤祠”，祭祀的则是陕州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历史名人——唐代贤相梁国公姚崇和宋代著名诗人魏野。开元三年（715），姚崇为故乡题写的“藩篱”石匾珍宝，饱经历代战乱和当代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倍受人民群众的珍藏保护，至今还完好地收藏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受到世人观瞻！

为什么1300多年来姚崇倍受人民敬仰，倍受政治家、史学家推崇而经久不衰呢？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透析姚崇，进而知人论世，对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则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


一、“为政以公”而“耸廉勤之节”的吏治思想。

姚崇生活在一个唐王朝上升阶段的时代。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长期受儒家一些进步思想的熏陶。刚刚过去的唐太宗以贞观之治遗留下了治世的楷模。姚崇经历过人所称道的高宗永徽之治，又亲身参与了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中宗腐败政治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以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为己任，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他的吏治思想。这集中反映在姚崇于开元二年（714）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中。《五诫》主要内容有：（一）强调“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姚崇主张为政者要象持称一样，“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称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才会“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呼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公平、公正、诚信”原则。当然，姚崇提倡的“为政以公”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同我们今天倡导的不尽完全相同。（二）倡导官员勤政。姚崇当时批评了“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即为官者无所作为，唯知巴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出要学习“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精神，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只有勤政为民，才能作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这在今天提倡“以德治国”时颇有教育意义。（三）倡导“廉慎”作风。姚崇批评中宗以来“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要求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要象子罕（春秋时宋人）辞玉、杨震（东汉太尉）辞金一样，洁身自好。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铒，必曝其鳞”。因此“当官明白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自觉地做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四）注重治国中的“教化”作用。提出当政者要象弹琴一样，“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感人情”，达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还提出“善为国者如弹琴。宫君商臣，则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同时指出要根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即及时调整政策法令。（五）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姚崇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出做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身体力行，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中宗以来的不良风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当人们读到姚崇的《五诫》时，还无不为他中的浩然正气、高风亮节、博大胸怀、精辟见解所折服！

二、以天下为己任，为之奋斗而百折不挠的政治家。

姚崇少年时潇洒豪爽，崇尚气节。“自小及长，从微见著。唯以直道为业，非以曲路相通。”（见《全唐文》卷二○六）27岁中制举。因才干出众，迁夏官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兵机填委，姚崇“剖析如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新唐书•姚崇传》）姚崇做了宰相，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而努力，决不为贪图高位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三次遭贬，“三起三落”,然正气永存，信念不移。一生宦途曲折，富有传奇色彩。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冬，女皇卧病不起。“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二张”借助女皇，很有权势，王公大臣竞相趋附。为永保富贵，张易之听信术士之言，准备在家乡定州私自建一佛寺，迁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时任宰相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兼管国家典礼及僧尼之事，就以违反国家法令为由制止了这件事。张易之几次找姚崇说情，都被姚崇拒之门外。“二张”恼羞成怒，就在女皇耳边散布姚崇的坏话。这样，姚崇被夺去宰相实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到边关作灵武道安抚大使去了。这是姚崇第一次被贬。（见《资治通鉴》二○七）

神龙元年（705）正月，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发动了政变，诛杀了“二张”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唐中宗复位。姚崇因事先参预谋划有功而受到了封赏，依然以宰相身份参与政事。但当他在上阳宫看到离位的武则天憔悴衰老时，竞失声痛哭。桓彦范、张柬之等好心劝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饰自己对武则天的同情，而公开表示出一个忠臣对旧主的应有之义！他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当日，姚崇即被贬为亳州刺史。这是他第二次遭贬。（《新唐书•姚崇传》）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为宰相。和侍中宋璟，同心协力，改革弊政，朝政出现崭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拥立皇帝有功，“权倾人主”，睿宗特别听信她的话，“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她代表旧势力，反对改革，并企图废黜支持改革的太子李隆基，破坏朝廷稳定大局。如不搬去这块拌脚石，改革事业就会夭折，一场新的动乱将代替目前的安定局面。但如果行动，就有罢职、贬官甚至杀头的危险。姚崇、宋璟为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储三策”，“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虽然勉强接受并执行了这三条建议，但由于迁求太平公主，姚崇、宋璟还是被加上离间皇室关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贬出京城，作了地方上的州刺史。


三、善应变成务而遇事果敢的改革家。

宋朝宋祁在撰写《新唐书•姚崇传》后评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变，就是变革，就是改革。纵观姚崇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改革家。

武则天时，为使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职，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动情地向女皇进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的真情，并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女皇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

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着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二是“不畏强御，请托不行”，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了不足二千人录用，“人服其公”。虽然后来姚崇遭贬，改革事业夭折。但他们的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却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真正算上大手笔的，要算是姚崇开元初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全面执政之后，求治心切，一心要复振贞观之风。就在姚崇被任命为宰相时，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政事改革建议：一是“垂拱以来，以竣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二是“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心；臣愿不幸边功。”三是“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四是“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五是“戚里贡献以自媚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六是“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七是“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自以礼。”八是“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九是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贞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佛道营造。”十是“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诫。”（见《新唐书•姚崇传》）这十条建议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可谓切中时弊，史称“十事要说”。“玄宗心益开，听之孜孜忘倦”，视为救世良方，全盘接受。开元之初，姚崇劝玄宗“无任功臣以政”，“诸王外刺”，结束了中宗以来政局八年动荡不安的历史，赢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用贤能，天下大理。禁营佛寺，沙汰僧侣。劝课农桑，赋役宽平。不贪边功，中外和平。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中唐诗人和评论家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姚崇之后，继任者宋璟、张嘉贞等“萧规曹随”，“守法持正”，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唐王朝最鼎盛的时代——“开元盛世”。

四、以人为本而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作为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实践中，唯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愈到后来，他对事物的认识愈接近唯物论者。

开元三年到四年（715～716），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只是用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的办法来消灾，而坐视蝗虫食苗。消息传到朝廷，百官众口一辞，都说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灾警示。今天看来，这本是汉儒董仲舒“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的“天人感应论”，纯属无稽之谈。但那时朝廷上下把此论奉为圣经。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紫微令姚崇清楚地知道，如果蝗灾蔓延下去，人民将流离失所，国家将失去稳定。如果发动灭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就煞费苦心地在古代的籍典上找依据，以《诗经》上有关灭蝗的诗句和东汉光武帝灭蝗的诏书为凭据，并拿出用切实可行“焚瘗”之法，说服了玄宗。但朝廷争议仍然很大。就连平时同心协力、百依百顺的黄门监卢怀慎也劝他：蝗是天灾，灭蝗有伤和气。外议甚多，请公思之。姚崇以人为本，严肃批评他说：“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于是下公文、派驱蝗使督促各地灭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有令不行，还上书朝廷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闻报大怒，就去牒文批评他： “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阅书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担。”（见《新唐书•姚崇传》）二年来，灭蝗成效显著，百姓不甚饥饿。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姚崇的母亲也一个虔诚信教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长安二年（702），他曾为母祈福造像。神龙三年（707）母亲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还为母亲造一功德窟。但是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者，反佛并非其根本目的，但当他看到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他又说： “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这样的认识，同唯物论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