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三）

中国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国家, 因此严肃的宗教与并不严肃的戏剧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一方面, 戏剧中充满了被神化的历史人物; 另一方面, 戏剧又为集体性宗教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在中国许多地方, 迎神赛会活动十分普遍, 这通常在庙神的生日那天举行, 在此过程中戏剧演出又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事实上许多人只是为了看戏才来参加庙会的。届时神像被人们从庙宇中抬出, 与村社的人们一起欣赏戏剧。

于是, 宗教如此重要的功能采取了戏剧的形式, 所以宗教形式便从严格限定的宗教行为转变为“社会剧”的形式。这种形式十分灵活, 具有“革新潜力甚或是革命性”。演员通过表演给观众带来欢乐, 他比那些专门的宗教司仪拥有更多的“个性和创造性自由”。当义和团把其宗教形式采取戏剧表演时, 也就同时获得了这种“创造性潜力”。在此过程中, “旧思想、旧神仙和旧价值全被赋予了激进的新潜力”, 于是,“为建立一个没有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世界, 义和团将世界作为舞台, 上演了一出他们自己创造的社会活剧”。

在戏剧提供的这种“叙述背景”下, 义和团运动在初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 利用戏剧舞台上的所谓神灵以增强自身战斗力的方式是不理性的, 而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的表现。

一开始, 人们踊跃加入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 也确实有一些人真的相信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 即使面临死亡威胁也不退缩。山东东昌知府擒获一义和团员, 问他是否真有刀枪不入之事, 他回答有, 进而知府又问他能否当面一试, 他仍说可以, 结果被砍了头。

但是, 随着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真的去面对西方国家的枪炮时, 义和团的劣势便显现出来, 大量的义和团民死在枪口之下。为维持人心, 他们编造了种种借口来搪塞: “团每战必败, 或问故? 团曰: 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 致法术为其所破。”或曰已死之团众“爱财, 曾抢藏人物, 故致死”。到了后来, 有些义和团团员更是有意避战, “裕(禄) 日促张(德成) 出督战, 张皆以时未至辞。强之, 不得已, 始一行, 然亦惟率众出东门, 绕北门入, 极不敢越城东南一步也”。

此种情形下, 久而久之, 义和团必然失去民心, 许多人也就纷纷退团。“皂头(曾充大师兄) 唯唯旁立, 自言团已散。因问之, 曰: ‘初练, 百人往攻西什库教堂, 一次而伤四十余人。嗣后, 乃知不易。’”

于是,义和团初起时如烈火燎原, 散时又如冰消瓦解, 就不难理解了。总之, 戏剧为义和团运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 使义和团团员在服饰、神主、话语、行为上处处显示出戏剧的痕迹。其次, 起到了舆论宣传的作用, 使义和团运动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 这充分显示出一个地区社会风俗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当然,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时的各种社会因素, 如西方国家的步步进逼、洋教的传播与教民的横行、天气干旱等, 在戏剧创造的这种社会叙述背景下相互交织, 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