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爱因斯坦首次访问美国，举国轰动，这种盛况在40年后披头士到访时才再次孟现。但是据最新公布的文件表明，这次访问也造成了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大洋彼岸美国的犹太同胞之间的严孟分歧，后者包括路易斯·布兰代斯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等人。他们认为犹太人要实现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化，而不是鼓吹建立犹太人的国家。
爱因斯坦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是科学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盛会，对于任何领域来说都是十分恢弘的：1921年春天长达两个月的系列活动引发了大规模的狂热和媒体聚焦，连巡回演出的摇滚歌星都会为之惊叹。爱因斯坦最近一跃成为世界的焦点，原因是一次日全食的观测戏剧性地证实了他的相对论，即太阳的引力场导致光束偏离一定的角度，其结果完全如他所预测的那样。《纽约时报》用一连串标题组来大幅渲染他的成功：
天上的光全都倾斜／科学界渴盼日全食观测结果／爱因斯坦理论大获全胜／星星并不在人们目视或计算所得的位置，但大家无须担心
因此当爱因斯坦于4月抵达纽约时，人们蜂拥而至欢迎他，将他尊为世界上第一科学名人，而他同时也是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杰出代表，被犹太人视为活着的守护圣人。
尽管如此，最新公布的那一年的论文却让人看到爱因斯坦这次著名的访问背后不愉快的一面。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殷切的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更有教养、小心谨慎、有权有势的美国犹太人的争吵之中，前者以陪同爱因斯坦一起出访美国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Weizmann)为代表，后者包括有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Brandeis)、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Frankfurter)。抛开其他一些原因不说，很明显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纠纷导致哈佛大学没有邀请爱因斯坦发表演讲，更使得许多在曼哈顿的犹太名人拒绝了他的邀请，即参与讨论他的宝贝计划—在耶路撒冷建一所大学。
这一分歧发展到何种地步，在我以前写的书（包括我在2007年写的一本传记）中只是简略提过，在最近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因斯坦1921年的信件和论文集中才得以全部揭示。这些信件并不是新发现的（均可在公共档案中找到），但是大多数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这卷长达600页的文集由爱因斯坦论文项目组汇编而成，迄今已是第十二次编纂，它汇集所有的信件和有关文件，让我们现在能够比爱因斯坦当时更清楚地看到他卷入了怎样一场政治和情感斗争。
爱因斯坦在一个世俗的德国犹太家庭长大，对宗教信仰和仪式不屑一顾。然而，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后裔，而且对他所谓的同乡或族人感到非常亲切。他当时的价值观从1921年年初他给柏林的拉比直率的回答中可见一斑。他们曾劝爱因斯坦成为柏林犹太宗教团体的一名缴费成员。爱因斯坦是这么回复的：“在您的信中，我注意到‘犹太人’这个词意思含糊，有‘国籍和出身’以及‘信仰’两种含义。我是第一种犹太人，不是第二种。”
当时，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正在上升。许多德国犹太人尽一切努力，包括改信基督教，以便融入所在国家，他们敦促爱因斯坦也这样做。但是，爱因斯坦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他开始更加强烈地认同他的犹太血统，并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这一复国主义目标。
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领袖科特。布鲁曼菲尔德（KurtBlumenfeld）曾争取过爱因斯坦的支持，他于1919年初到柏林拜访过爱因斯坦。布鲁曼菲尔德回忆道：“他问问题时非常天真。”爱因斯坦有一个疑问是：凭着犹太人的高智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犹太人家园？为什么必须是犹太人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到底是一种解决办法还是问题本身？最后，爱因斯坦终于明白过来。他告诉布鲁曼菲尔德：“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从今天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更具体地说，他也成为了在耶路撒冷创建犹太大学的倡导者，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希伯来大学。
爱因斯坦最初以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可以赚点币值坚挺的钞票，将这次出行戏称为“美元之行”。他和第一任妻子的离婚很痛苦，他们仍然因为钱的问题争吵不休。在汉堡的银行家麦克斯．沃伯格（MaxWarburg）和他在纽约的弟弟保罗试图帮助爱因斯坦安排一系列讲座来赚钱。他们要求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各支付1.5万美元的出场费。1921年2月，麦克斯告诉爱因斯坦：“你期望的数目是不可能拿到的。”爱因斯坦并没有太失望。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兼同事、物理学家保罗．艾伦菲斯特（PaulEhrenfest)：“他们认为我的要求太高了。我很高兴不用去那里，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光明正大的赚钱方法。” 相反，他安排了其他计划：他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欧洲著名物理学家云集的索尔维会议并提交一篇论文。
就在那段时间，布鲁曼菲尔德再次来到爱因斯坦的公寓，这次是带着邀请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带着命令来的，这一命令就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发来的电报。魏茨曼是从俄罗斯移居英国的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他邀请爱因斯坦陪他访问美国以筹集资金在巴勒斯坦建国，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布鲁曼菲尔德把电报读给爱因斯坦听，爱因斯坦犹豫了。他说自己不是一个演说家，而且利用他的名望来吸引听众支持这项事业的做法是“很不光彩的”。布鲁曼菲尔德没有争辩。相反，他只是把魏茨曼的电报又大声地读了一遍。“他是我们组织的主席，”布鲁曼菲尔德说道，“如果你是真心接受犹太复国主义，那么我有权以魏茨曼博士的名义邀请你与他一起去美国。”
令布鲁曼菲尔德“无比惊讶”的是，爱因斯坦回答说：“你说的很对且令人信服，我认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这个事业的一部分了，我应该接受邀请。”魏茨曼很兴奋，也多少有点惊讶。他后来从伦敦致电爱因斯坦：“我衷心感谢您在对犹太人民而言有决断意义的时刻挺身而出。”
爱因斯坦的决定反映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改变。在他完成广义相对论之前，他几乎全身心扑在科学上。但是，柏林反犹太主义火焰的不断高涨使他重申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感到更有责任去维护犹太文化和犹太群体。他写信给他的法国出版商说：“我并不热衷于去美国，我只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去的。我必须扮演著名的大亨和诱饵的角色……我在为我的同族兄弟尽一切所能，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境遇悲惨。”
就这样，爱因斯坦和他的新婚妻子艾尔莎于1921年3月下旬坐船踏上了首次前往美国的行程。在路上，爱因斯坦试图把相对论解释给魏茨曼听。抵岸后当魏茨曼被问及他是否理解这一理论时，他调皮地回答说：“爱因斯坦每天都给我解释他的理论，等到我们抵达时，我完全相信他真的明白这个理论。”
4月2日下午，当船驶近曼哈顿下城区的炮台时，爱因斯坦站在甲板上，头上的黑色毡帽遮盖了一部分已经灰白的浓密而蓬乱的头发，一只手拿着锃亮的石楠根烟斗，另一只手紧抓一把旧小提琴。“他看上去像一个艺术家。”《纽约时报》写道：“然而，在他蓬乱的头发下深藏的是科学的大脑，其得出的结论让欧洲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吃惊。”
当市长和其他嘉宾通过警用拖船领着爱因斯坦上岸时，成千上万的群众与“犹太军团”的军乐队一起在炮台公园等待着。人们挥舞着蓝白相间的旗帜，高唱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歌《希望之歌》。爱因斯坦夫妇两人和魏茨曼原打算直奔曼哈顿中城区的康莫德酒店。但是，他们的车队一直在下东城区的犹太居民区艰难穿行直至深夜。“每辆车都有喇叭，每个喇叭都在响。”魏茨曼回忆说，“我们到达酒店时已经11点半了，又累又饿又渴，而且十分恍惚。”
随后的欢迎仪式和庆祝活动中少了一群人，那就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是组织的名誉主席，他甚至连官方的正式问候或祝贺都没有发一封。布兰代斯在1919年曾与魏茨曼一起前往巴勒斯坦，次年在伦敦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碰到魏茨曼。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争吵，部分原因是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布兰代斯希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把重点放在寄钱给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而不是政治鼓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场旧式的权力斗争，布兰代斯想安排高效的管理人员，并从魏茨曼和他那些更殷切的东欧追随者手里夺过权力。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个性冲突。魏茨曼出生于俄罗斯，后移居英国，和爱因斯坦一样蔑视费尽心思融人当地社会的犹太人。布兰代斯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成为波士顿著名的律师，并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犹太大法官。他的朋友往往看不起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人。在1921年给他弟弟的信中，布兰代斯曾提到他与魏茨曼的矛盾背后的文化及个人原因：
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价值标准的差异造成的。东欧人，像在美国的许多俄罗斯犹太人，不知道诚信为何物，我们决不会把我们的钱给他们。魏兹曼知道什么是诚实，但是他十分懦弱，总是让步于他的俄罗斯同伴。矛盾就是这样造成的。
布兰代斯最初对于爱因斯坦来美国感到很高兴，尽管他是陪同魏茨曼来的。他在给岳母的信中写道：“伟大的爱因斯坦不久将陪同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博士来美国。”巴勒斯坦需要的可能不只是宇宙的一个新概念或几个新的空间；不管怎样，当反犹太主义正在上升之时，这也提醒了非犹太人世界，犹太人在思想界正在做出突出贡献。
然而，与布兰代斯最亲密的两个同事表示了疑虑。一个是他的弟子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当时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另一个是法官朱利安·麦克（JudgeJulianMack)，布兰代斯有意让他成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他们认为如果将爱因斯坦的访问宣传为以物理学讲座为主而不是为巴勒斯坦集资会更好。
法兰克福和麦克给魏茨曼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他确保爱因斯坦按计划在访问期间举办一些物理学讲座。但当他们得知爱因斯坦曾试图通过这种讲座向各所大学收取不菲的费用时，便很快改变了主意，哪怕爱因斯坦是在免费宣传犹太复国主义。那样效果更糟。因此他们又发了一封电报，提醒爱因斯坦试图将他对科学“商业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他们担心这种愚昧的做法会损害爱因斯坦本人和犹太人的形象。其中一些物理学讲座应当是免费的。麦克给魏茨曼的电报是这么写的：“爱因斯坦的处境极其困难，权宜之计，请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他的具体谈判……同时我们等待你的回电，告诉我们他是否接受你提出的在几所大学免费做讲座的建议。”在一封电报中，他们竟然要求取消爱因斯坦的访问。另一封电报明确表示不会让爱因斯坦在法兰克福作为知名教授的大学里进行演讲。“哈佛绝对不欢迎爱因斯坦。”电报里是这么写的。此外电报里倒也补充提到，哈佛大学欢迎爱因斯坦进行非正式的访问，不做讲座，当然也无所谓演讲费一事。当爱因斯坦得知这些电报内容时，他怒不可遏。麦克为他自己和法兰克福辩护，也包括布兰代斯，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坚持强调，他们唯一的动机是“为了保护您免受不公平的攻击，并保护组织不受这种不公平攻击后果的影响”。
布兰代斯和他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同伴使事情变得更糟。在爱因斯坦访问期间，阿拉伯人和犹太暴徒在雅法（Jaffa）发生致命冲突，布兰代斯等人对此事做出的回应竟是强调在建造希伯来大学的资金到位之前要有充足的“安全保障”。爱因斯坦透露说，这种态度使他怀疑布兰代斯这帮人是在“蓄谋破坏”他的计划。当布兰代斯的朋友及支持者朱大·马格奈斯（JudahMagnes）提议在曼哈顿举行一次知识分子的聚会来讨论大学一事时，爱因斯坦回答说，除非马格奈斯办的是筹款会，他才会去参加。马格奈斯的回信简短而冷酷：“我并没有办筹款会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取消聚会是最好的做法。”
爱因斯坦面对的阻力不仅来自由谨慎而克制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的布兰代斯阵营，还来自有德国血统的纽约改革派犹太成功人士，其中很多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当爱因斯坦邀请约50名纽约最知名的犹太人在他的酒店进行私人会面时，许多人拒绝了邀请。曾负责替爱因斯坦征收演讲费的代理人保罗·沃伯格（PaulWarburg）说：
我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如果真有什么作用的话，我恐怕是缓和气氛的作用。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已经说过，我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抱有最大的怀疑，很担心其发展后果。
其他拒绝邀请的有《纽约时报》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HaysSulzberger)、政治背景的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律师欧文·雷曼(IrvingLehman)、第一位犹太内阁秘书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Straus)、慈善家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Guggenheim)和前国会议员杰斐逊．利维（JeffersonLevy)。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和魏茨曼受到未被同化且热忱得多的犹太人的疯狂追随，这些人大都住在布鲁克林或下东城，而不是公园大道。在一次活动中，现场人数超过2万多。《泰晤士报》撰文称，他们“冲破警察的封锁线”时“近乎暴乱”。在纽约办了三个星期的讲座和酒会后，爱因斯坦到华盛顿进行访问。参议院决定对相对论进行辩论，背后的原因估计只有住在这座城市的居民才能了解。在国会大厦里，纽约的众议院代表J.J．金德里德(J.J.Kindred）建议在国会记录中插人关于爱因斯坦的理论解释。马萨诸塞州的大卫。沃尔什（DavidWalsh）表示反对。金德里德理解这个理论吗？金德里德回答说：“这三个星期我一直在努力理解这个理论，已经开始有一些眉目了。”但当别人问起这个理论跟国会有什么关系时？他说：“这可能从立法和宇宙的总体关系方面对未来的立法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对话在先，当爱因斯坦与其他一群人前往白宫时，沃伦．哈丁总统（WarrenG.Harding）也不可避免地被问及相同的问题，即他是否理解相对论。当大家一起站好准备拍照时，他笑着承认自己并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华盛顿邮报》随后刊登了一副漫画，画中的哈丁总统在为一篇题为 “相对论”的论文绞尽脑汁，而爱因斯坦则为“常态理论”困惑不解，这是哈丁给他的执政理念取的名字。《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则是：哈丁承认爱因斯坦的思想让他困惑。
在爱因斯坦访问华盛顿期间，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政治r客瓦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试图为魏茨曼和布兰代斯两人举行一次和平会谈。由于各种问题上的分歧，犹太复国主义两大阵营的领导人谈判破裂了，首脑会议从未实现。尽管魏茨曼劝他不要去，但是爱因斯坦还是很高兴地去拜访布兰代斯。他们一见如故。爱因斯坦告诉安排这次见面的朋友，他离开时心中的布兰代斯“完全不同于”魏茨曼强加给他的那个形象。布兰代斯也很高兴。“爱因斯坦教授夫妇是简单可爱的人，”他第二天写信给他的妻子说道， “事实证明，虽然他们两人并没有参与到争吵中，但是也免不了会谈到‘破裂’这个问题。他们把话题主要放在大学一事上。”尽管如此，短短一天的和睦相处对于魏茨曼一爱因斯坦阵营和布兰代斯一法兰克福阵营之间的矛盾解决于事无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在访问期间继续扩大。
爱因斯坦后来去了普林斯顿，在那里他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系列科学讲座，并因为“穿越陌生的思想海洋”得到荣誉学位。他没有得到原先要求的1.5万美元，但他确实拿到了一笔数目还算可观的报酬｝。此外普林斯顿和他签定协议，会将他的演讲著书出版，给他巧％的版税。爱因斯坦的讲座学术性很强，讲座中包括了他边说德语边在黑板上潦草写下的超过125个复杂方程式。一位学生向记者承认：“我坐在窗台上，但他还是说得我云里雾里。”
爱因斯坦似乎很喜欢普林斯顿。他这样描述普林斯顿：“年轻、清新，像一根未被使用的烟斗”。对于一个总是抚摸着新的石楠根烟斗的人来说，这是一句溢美之词。因此，十几年后他决定在普林斯顿永久定居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因斯坦之后访问了哈佛大学，却没有多么喜欢。尽管已经明确了他没有受邀在该校发表正式演讲，他还是很有风度地在校园里参观了一圈，在实验室驻足并评论了一下学生的研究。在美国之行的后期，爱因斯坦和法兰克福保持着信件往来，在信中这位哈佛教授试图推卸怠慢的责任。人们“指责说是我想阻止您访问哈佛大学，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法兰克福简短地一笔带过。但爱因斯坦知道法兰克福和麦克曾发过电报拒绝给爱因斯坦演讲费。爱因斯坦对法兰克福的解释不以为然，他回复说：“现在在我看来似乎解释得通了，你的行为似乎确实是出于你发自内心的善意。”他还顺便调侃了一下像法兰克福那样生怕触动非犹太人敏感神经的犹太人。“假设所有的大学都拒绝邀请我，也没那么糟糕，”爱因斯坦写道，“虽然我很清楚地了解犹太人的一个弱点就是总渴望迎合外邦人。”
爱因斯坦一魏茨曼盛大访问活动的最后一站是克利夫兰，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火车站欢迎访问团。游行队伍包括200辆鸣着喇叭、覆盖着旗帜的汽车。爱因斯坦和魏茨曼乘坐一辆敞篷车，前面开道的是国民警卫队的步操乐队和一支身穿军装的犹太老兵队伍。沿途仰慕者抓着爱因斯坦的车跳上了脚踏板，而警察则试图把他们拉下来。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即将在克利夫兰举行年会，追随魏茨曼的“市中心”犹太人准备与追随布兰代斯的“上城区”犹太人摊牌。会议的确非常嘈杂，言辞锋利，谴责布兰代斯阵营没有积极支持爱因斯坦美国之行等罪行。魏兹曼的支持者因为他的在场而受到鼓舞，阻止了支持布兰代斯和他钦点的朱利安·马克担任领导职务的信任投票。布兰代斯辞去了名誉会长的职务，布兰代斯阵营的其他人包括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和史蒂芬．怀斯都从执行委员会辞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分歧会持续下去，并在接下来的近10年中影响这一运动。
爱因斯坦没有出席这一会议。他已经登上了回欧洲的船，为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感到一丝困惑也有些好笑。“美国比我到访过的其他国家更容易激动。”他在给他最好的朋友米歇尔．贝索（MicheleBesso)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必须让自己像一头胜利的公牛一样到处展示……我居然能忍受下来，这真是个奇迹。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唯一留下来的感觉是，尽管有来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诸多抗议，但是我真的做了一些好事，并为犹太事业尽了一份力，我们族人中的大多数是才智多于勇气的。
他遇到的反对阻力反而加强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犹太理想，让犹太人民为其自己的存在而喜悦。”他在美国之行后对保罗．艾伦费斯特（PaulEhrenfest)说道。在这一点上，他是正在重塑欧洲的犹太人身份这一趋势的力量之一，既是自身选择，也是为形势所迫。在他离开美国那天，爱因斯坦告诉一位记者：“在一代人以前，德国的犹太人并不认可自己是犹太人。他们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宗教社团的成员。”但反犹太主义改变了这一切，而且爱因斯坦认为现在有一线希望。他说：“我的很多朋友都疯狂地去适应、遵从并融入其他文化，这是非常有损尊严的，我一直觉得很反感。”
爱因斯坦之行就筹款而言作用非常有限。即使穷犹太人和新移民都蜂拥去迎接他并热情捐赠，拥有巨大个人财富的有名望的犹太人以及保守派极少有加人这一人群的。为希伯来大学建校只筹到75万美元，远远低于爱因斯坦和魏茨曼所设想的400万美元。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了。“大学在资金方面似乎是有保证了。”爱因斯坦在信中对艾伦菲斯特说。
4年后，大学终于建成揭幕，从斯科普斯山顶部俯瞰耶路撒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唾弃爱因斯坦的一些纽约金融家最终赞助了这所大学，而且他们坚持要任命朱大。马格奈斯为校长。此人曾在1921年与爱因斯坦发生冲突，当爱因斯坦坚持将酒会办成筹款会时，他取消了酒会。爱因斯坦得知马格奈斯的任命，感到非常生气，他从董事会辞职以示抗议。不过，他最终还是将他的论文及房产留给了这所大学。
故事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注脚。1946年移居美国后，爱因斯坦再次参与为一所犹太大学集资一事。该组织最初的名字是爱因斯坦高等教育基金会，并购得了波士顿附近的一所即将倒闭的大学的校园，但爱因斯坦再次与一些捐助者在学校领导人的选择上发生冲突。当他们问爱因斯坦是否可以以他的名字为大学命名时，他拒绝了。就这样，创始人决定把这个荣誉给予他们的第二候选人，那个人当时已经去世5年了。新的大学的名字就成了布兰代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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