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国把一颗叫“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它不仅结束了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让世人真切感受到其超强的杀伤力。从此，核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今日美国在伊朗、朝鲜的军事化核设施问题上寸步不让，正是为了捍卫其霸权地位。也因为这个原因，“二战”尚未结束时，苏联人早就打起了原子弹的主意。
“小男孩”爆炸不到一个月，贪图西方物质文明的苏联情报人员走进了加拿大司法部。他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围绕原子弹情报，苏联在西半球铺设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络。随着调查深入，这个潜藏的网络浮出水面。然而，面对美国司法当局的死刑威胁，被指控窃取原子弹情报的罗森堡夫妇却死不开口，罗森堡间谍案因而成为美国司法史上最具争议的案件。
层层剥丝 揭开间谍大网
1945年9月5日晚8点左右，一个目光黯然的年轻人迈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苏联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他就是伊戈尔·古曾科。
古曾科是苏联驻加拿大武官尼古拉·扎博京上校的译电员，1943年夏天来到渥太华。他主要承担扎博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密码通讯工作，一直受到上司的器重。但是，1944年9月的一天，扎博京把他召进了办公室，告知莫斯科方面立即召回他和他的家属。
武官的通告让古曾科感到不解，15个月来，他与妻子安娜已经习惯了加拿大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们的孩子安德烈也刚刚降生，一家人不久前搬进了萨默塞特大街511号的舒适公寓。妻子也对莫斯科的安排无法理解，他们决定留在加拿大。可是，要让渥太华接纳一位苏联公民，必须向加拿大提供一份“见面礼”。
这样的礼物不难准备。古曾科在大使馆负责武官与莫斯科中心之间的联络工作，了解到大量的机密。古曾科为了“后路”也早就做过打算，他平时就留意收集一些 “证据”。使馆里原来有一些印有“销毁”的秘密文件，它们通常都由古曾科送到焚销炉中，可他却有意识地保留下来。第二天一早，古曾科夫妇拿着文件来到加拿大司法部，那时加拿大和苏联还是盟国，所有没人相信苏联人在这里搞情报。正在古曾科感到为难之时，妻子安娜冲动地说，“这些都是关于原子弹的秘密情报”！“广岛余波”这时没有退却，原子弹仍然是敏感话题，就这样，情报逐级上达，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获悉苏联正在挖美国的原子弹墙角。
总理一方面把这情况通报给美国和英国等盟国成员，同时开始秘密清查隐藏在加拿大各个政府部门中的苏联间谍。古曾科送来的一些密码电报引起了加拿大情报机构的重视。其中一份提到：“亚历克将要在斯特兰德的金丝大学工作。碰头时间和地点是，10月7日、17日、27日的晚上11点，在不列颠博物馆前面的街上。”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按图索骥，很快找出了这个代号“亚历克”的苏联间谍，他是英国的原子核物理学家纳恩·梅博士，正是通过他的帮助，苏联人知道“小男孩”是铀-235做的。由此得出重要结论 ——帮助苏联人从美国窃取原子弹情报的来自西方阵营内部。
到这个份儿上，反间谍工作已经不只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事了，随着美英两国情报机构的介入，侦查工作得到重大突破，除了英国，莫斯科还从美国本土获取研制原子弹的资料。这个来源，就是克劳斯·富克斯。
克劳斯·富克斯1911年生在德国的莱茵河畔，曾有过幸福的童年，19岁时因母亲自杀，性情大变。此后他接受了左翼政治思想，在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因为领导工人、学生运动，富克斯遭当局流放。1933年，他作为难民进入英国。
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富克斯在英国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37年，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数学物理博士学位，加入了英国设在伯明翰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小组。富克斯和纳恩·梅不一样，后者从事的是原子能方面的基础研究，并非直接生产原子弹，虽也知道一些原子弹的情况，却不了解其中的秘密，而富克斯清楚这些。
1943年12月初，为突破研制原子弹最后的技术难关，富克斯随研究小组抵达纽约，接着到华盛顿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份例行的安全保证书，再到了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加州大学原子能研究中心，也就是“曼哈顿计划”工程所在地。由于富克斯被英国当局认为是可信赖的代表团成员，因此美国方面没有对他做进一步的忠诚审查。富克斯就这么进入了西方研发原子弹的核心团队，但没人知道，他骨子里是向着苏联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盯上富克斯纯属偶然。1949年上半年，特工兰菲尔破译了一份苏联领事馆发出的关于气体扩散理论论文的电报，它的机密级别和此前美国的曼哈顿工程相当。经查，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富克斯。只是那时调查人员还不清楚富克斯的动机为何，况且这时他已回英国，fbi只好联系英国军情五处从中协助，希望能稳住富克斯。
随着1949年9月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美国再也坐不住了，当年12月21日，军情五处最富有审讯经验的特工威廉·斯卡登约见了富克斯。在谈话中，富克斯平静地谈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以及他参与英国原子能研究项目和派驻美国的情况。
突然，斯卡登打断了富克斯的话头，提出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你在纽约时有没有与一个苏联官员或苏联代表联系？你有没有把你的工作情况告诉哪个人？”逼供之下，富克斯逐渐“崩溃”了，他的供认让英国方面震惊：富克斯的间谍活动竟然持续了7年之久，更糟糕的是，正是他告诉了苏联人如何制造原子弹。
在富克斯看来，他不是在出卖国家机密，而是社会主义式的道义。在整个研究工作中，他的确没有直接接触过专门的谍报人员，更多只是受左翼政治哲学影响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这群人中，引起军情五处和fbi注意的是一位叫哈里·戈尔德的化学家。
当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曾以为这个线索应该是此次原子弹间谍案的尽头，因此还把缉拿戈尔德的行动命名为“未被制服者”。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不到半年时间，1950年5月22日，fbi根据情报找到了戈尔德的藏身之处，又很轻易地搜出他从事间谍工作的证据，戈尔德本人在“铁证”面前也供认不讳。
事实证明，“大鱼”还在后面。
罗森堡夫妇显露真容
戈尔德在候审期间，fbi没少去找他。他说，除了与富克斯联系外，还曾奉命与一位美国士兵联系，和他一起去取洛斯阿拉莫斯工程的原子能资料。这个士兵25岁，他不知道名字，只有一些外形描述：非常健壮，身高5英尺7英寸，长着黑头发。
根据这个线索，fbi开列了一个20人名单，又让戈尔德分别从照片上指认，戈尔德挑出了一张。此人叫戴维·格林格拉斯，他同他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堡一起，在布鲁克林工程公司干活。朱利叶斯1918年5月12日出生于纽约，21岁电力工程专业毕业。他是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之一，1936年结识了比他大三岁的埃塞尔·格林格拉斯，三年后结婚。埃塞尔早年是颇有抱负的演员与歌手，后在轮船公司从事秘书工作，因为劳工纠纷，她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样的的政治倾向让夫妻俩很同情苏联，尤其“二战”苏联在全世界树立了极大威望后，朱利叶斯开始为其转运情报。
早在戈尔德被捕之前，朱利叶斯就知道自己受到了怀疑。1949年圣诞节期间，格林格拉斯去看望他。在谈话中，朱利叶斯突然对妻弟说，他正在考虑去巴黎，他相信格林格拉斯已经被盯住了，但后者不以为然。1950年5月24日，朱利叶斯拿着头一天戈尔德被传讯的报纸头版新闻又找到了格林格拉斯，上面刊登着戈尔德的大幅照片，格林格拉斯这才相信出了问题。
可格林格拉斯不知道，追查他的行踪已成为当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头等大事。6月16日，格林格拉斯被捕，随即，他供出了姐夫朱利叶斯，但没有牵连到姐姐埃塞尔。不过他妻子露丝没有把住口风，埃塞尔也成了怀疑目标。
朱利叶斯也在当天被传讯，他矢口否认与间谍活动有关的任何联系，在“原子弹投到日本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它的情况”。掌握了确凿证据的fbi自然不相信他的辩解，7月17日，朱利叶斯被捕；8月11日，埃塞尔被捕。
1951年3月6日，纽约联邦法院开庭审理罗森堡夫妇，他们被指控共谋从事违反1917年间谍法案的间谍活动，对这种罪名的最终处罚是死刑或3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检察官指控罗森堡夫妇“在战争期间，在我们历史的紧要关头，参与反对我国的密谋活动。他们从事的间谍活动格外严重。我们将证明罗森堡夫妇在苏联国民和在本国的苏联特务的帮助下，煞费苦心地制定并付诸实施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他们能够通过格林格拉斯窃取关系到我们国家生存和世界和平的武器——原子弹”。
其时冷战已经爆发，美苏双方剑拔弩张，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极为紧张。杜鲁门政府在对政府雇员进行“忠诚调查”，日后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麦卡锡开始了政治迫害，这使得审判从最初就笼罩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格林格拉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说他是在1944年被派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作为一个机械师，起初并不了解原子弹工程的性质。直到1945年1月，他在纽约度假时从朱利叶斯那里听说了从事此项工程的重要科学家的名字和工厂中实施的安全措施的详情，并且看到一份高能爆炸内引爆炸装置模型的草图后，才第一次得知了此项工程的性质。
专家证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沃尔特·科斯基的物理化学家，是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内引爆装置的。科斯基看了公诉人出示的三件物证——格林格拉斯新近画的内引爆装置模型草图，这是他凭记忆按照1945年1月和6月转交给罗森堡和戈尔德的蓝图原样画的。科斯基认为这几张草图画得“相当精确”，足以“表明原子弹内引爆装置的主要原理”。这些证据和证词把罗森堡夫妇推上了断头台，尽管他们在法庭上否认一切的指控，也没有请任何专家证人为他们证明那几张草图并未涉及原子弹设计的核心秘密。
当年4月9日，联邦法官欧文·考夫曼当庭宣布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 “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依我的观点，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每天在我们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在忙于为防止原子弹袭击做准备。”
爱因斯坦也为他们叫屈
宣判之后，罗森堡夫妇都被带到法院的单人牢房，一位代理执行官告诉朱利叶斯，当天深夜要把他们转送到新监狱的死囚牢房去。朱利叶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摧垮他们精神的手段，于是隔着栏杆对妻子喊道：“埃塞尔！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今晚可能会被带到死囚牢房去，你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
曾经学过声乐的埃塞尔有一副好嗓子。她唱起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有名的唱段《他将在晴朗的日子归来》，犯人们不约而同地为她鼓起掌来。唱完了这一段，朱利叶斯又喊道： “埃塞尔，再唱另一段！”埃塞尔唱起了同一歌剧中的《啊！愉快的夜晚》。她唱得优美极了，那位执行官的助手甚至走到朱利叶斯的牢室前，激动地对他说：“朱利，在法庭上，他们把你说成是卑鄙的家伙。但在这里，你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曾经这样深挚地爱他的女人！”
罗森堡夫妇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之旅。在这期间，夫妻俩交换了大量的信件，以相互激励。这些信件也是罗森堡夫妇获得同情的主要源泉。
“我多么不愿意离开你那多情的拥抱，我多么悲伤啊！”埃塞尔在信中深情地写道：“在走向牢房时，我又是多么无奈，步履维艰。牢房在那里静静地、无情地、倨傲地伫候着我，它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又似乎知道我终将回来而暗自得意。”
朱利叶斯也用满腔深情回敬妻子的爱：“埃塞尔，你在信中深情地表达了我们受到的最大挫折，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和深沉的爱。孤独的监狱笼罩着我们，阴森的死神威逼着我们，但这绝不能中断我们与那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牢固联系。我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你、我最亲爱的人也在这个地狱里受折磨。只有你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使我经受住磨练??”
哀婉动人的信件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美国民众，美国一家左倾的杂志《国民前卫》发表了记者威廉·鲁本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在连载7周后，美国的舆论明显发生了转变，人们不再都认为被告有罪了。要求复审罗森堡一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成立了“确保公正审理罗森堡案件全国委员会”，鲁本担任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然而，1952年2月25日上午10点，纽约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罗森堡案件的上诉请求，他们的深挚情感没有打动美国的司法和行政当局。
与此同时，不断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审罗森堡案的请愿行列，这里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位是“曼哈顿计划”原负责人哈罗德·尤里博士，另一位就是爱因斯坦。欧洲报界也开始关注此案，一些意大利左翼刊物甚至对于教皇庇护十二世没有出来讲话而表示遗憾。
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了所有的请愿书。1952年6月19日上午8点零6分，朱利叶斯·罗森堡被执行电刑死亡，几分钟后，轮到埃塞尔·罗森堡坐上电椅。这个女人淡定地从一群犹太教教士面前走过，带着类似蒙娜丽莎的微笑。在上电椅前，她向监狱的女看守伸出了双手，并把她拉到身边，在她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8点16分，埃塞尔死亡。正像《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罗森堡夫妇“镇定自若地死去了，使得目击者很惊讶”。
在罗森堡夫妇死后许多年里，他们的案件成了杂志、报纸、书籍、戏剧和电视报道的主题。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考夫曼法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受到了抨击。1989年10 月，柏林墙倒塌，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终于结束。两年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公开了原子弹间谍案的档案：朱利叶斯·罗森堡确实是苏联间谍，他的妻子则对此事一无所知。
当原子弹间谍案刚被揭开之时，大批的苏联间谍纷纷潜逃，而可怜的朱利叶斯则因为他在间谍网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竟然没有人通知他逃跑，从而成了苏联情报机构的牺牲品。至此，原子弹间谍案总算真相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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