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人的阅读

1，所谓“古罗马”主要考察的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此时帝制尚未稳固，而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高峰刚刚过去。当然维吉尔与贺拉斯所代表的那个高峰是指创作水准的高峰，文学作为时尚与普及运动的高峰是在公元一世纪，“当时的贵族几乎都迷上了写作”。
而我之所以读罢此书颇有写点东西的愿望，是因为，从小处说：那时代的阅读生活确实跟目前的网络生活有很多有意思的相似性；而从大处说，则对于我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考提供了很多切实的有意思的提醒。

2，古罗马的作家，主要的是贵族，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并且接受文化教育的社会阶层”，当然公元初年已经颇成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和被解放的奴隶也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加入了文化生活的行列。公元一世纪的贵族地位由于受到皇权的压迫，已有严重的下降，但与皇权之间的斗争尚时有浮沉。而贵族阶级之内，本来占高等地位的议员，是皇权的主要斗争对象，而皇帝们也多利用抬高“骑士”的地位来削弱议员的地位，故贵族阶级内部的斗争亦相当地富有张力，真是斗亦不得，不斗亦不得。同时由于贵族不屑于殖货，故造成了一个上升的城市资产阶级，到公元一世纪时，这个阶级的经济实力已经在贵族之上，而这个资产阶级中最为成功的，却往往是被解放了的奴隶，公元一世纪最为富有的人就是一个名叫科尼利厄斯的被解放奴隶，据r.duncan-jones的估算，此人富有4亿古罗马金币。当然被解放了的奴隶并不都过上了好日子，而奴隶也未必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许多奴隶相当有文化，但他们当中缺乏作家。罗马的小市民则正如尤维纳利斯所述——“面包和娱乐”就是一切。他们的娱乐活动中有一大部分于阅读和书籍相关，虽然他们确实不怎么有文化。在罗马社会中，完全没有文化的恐怕只有农民阶层，但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书籍的传播已经渗透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农民也有机会成为文化人，虽然塞内加（罗马公元一世纪作家）还是说：“不要送没用的礼物，如给一个农民送书”。在贵族之外，作家主要是作为皇帝，贵族或者暴发户的门客们构成，也有连门客都当不上的流浪作家，他们的景况相当不好。

3，写作之所以在上层阶级中风靡，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名”，贵族们因为政治地位的下降需要用写作出名来证实自己作为贵族的存在，而被解放的奴隶们则需要用写作来抬高自身的地位。名，其本身只是权力的一个结果，一个称呼，一个方便使用的工具。但是当名成为衡量权力的标尺时，它最后就会异化成一种权力。从孔子的“正名”到福科的“话语权”，莫不是对于此中异化后的权力的利用，反对和解释。孔子要回到名还没有被异化的“名实相符”的原始权力结构中，利用为改造工具的却还是名，这是其必然失败原因所在，因为这可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游戏。要改变，理论上的可能性只有老子的“无名”之道，而这也缺乏操作上的可能。怎么办？西方人最后走了一条道路就是 “多名”之道，证明为成功的。所谓多名的意思，大略是一种权力多元主义，这一点我在下面给浅草的回帖中已经有所论述。“多名”之道，一点都不高深，其基础只是对于名，对于权力的浅薄的认可和热切的追逐而已，这种认可和追逐是公开的，受鼓励的。他们不象孔子搞什么正名，福科就教育知识分子应该大大方方的追求权力，用知识追求权力，这相当浅薄也相当深刻。他们也不搞什么“无名”，他们说要无名的就无名去，他们热爱浅薄的世俗生活，同时也对隐居的高人有种朴实的敬意。古罗马时代的作家爱好“公众朗读”，为此他们花大价钱造朗读用的剧院（一般为私人只为用），一方面固然是当时纸张生产技术低劣，书籍流通很难，根本的还是因为他们热爱名望，公开的热爱。所以他们虽然略显粗俗，并且有时候确实令人倒胃口，比如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加进朗读，甚至当人人因此厌倦请客吃饭的时候，他们还是坚持在宴请的时候朗读，他们还雇佣抢手写作，而且这有时候是公开的在公众朗读的时候也公开的雇佣“鼓掌者”。但是他们身上确实没有儒家正名主义所造成的假清高的酸腐气，正名使一般文人都陷入渴望名而不敢正当公开追求名的尴尬境地，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态度本身消解了名的正当性，使名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境地，根本无法成为知识权力。


为了说明这种状况，我们来举个例子，教育问题。我们中国的教育有问题，谁都知道，谁都在想办法解决，但是国人方法还是落在正名传统里面，搞出一个个教育概念，说什么素质教育当是如何如何，不当如何如何争讼不已。但他们的争论只不过还是要正名，使混乱的教育状况归于一。却不知道教育的问题恰恰就是在于 “一”，一元体制是教育的根本原因，一个评价标准下，不会有正确的东西出现。若是多元的，有各种各样的不怎么合理的教育同时存在而不是假设只有一种完美的教育为理所当然，那么事情自然会解决。（此只简略言之，我还是没有讲清楚，算是对自己思维的一点记录吧）

话说回来，这多名之道，老子是切切的知道的，中国人茫然不可解的“三生万物”说的就是这种主义。万物是自然之道，这是老子与先秦所有诸子不同的地方，所有先秦诸子都有正名的爱好，而与正名的爱好相结合的就是对于“一”的爱好。“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可见所谓正名，不过以一为正，使名归一而已。而老子是唯一的多元主义倡导者，他知道多的价值，万物的价值，没有万物，何所谓一？老子说道，但是说到最后还要说一句道法自然，这是什么意思，道之上还有一个自然，道是一，自然呢？自然是与一所生之万物相联系的。这一条理论，我们可以参考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对于理性的“致命的自负”的批判。自发秩序是自然是万物，而致命的自负就是人能致一的正名系统。三生万物是什么呢？我以前说过，就是权力结构只有到了3这个数字，才会产生多元主义的自然之道，3由2生，但2不能直接生万物，2若不生三，那二就会归一，因为阴阳之道，一强一弱间既归于一，而三则不同，必能化育万物，几何学上，三是平面的开始，三角也是最为稳固的形状，政治学上，三权分立才能保持权力的平衡。直线是两个点，再多的两个点，随后只能拉成一条直线，而平面才能产生多元结构。政治上的两头政治最后还是会归于大一统，而三权分立则必然造成社会的民主化与多元化。

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在易经中，三与二和一同样重要的数字，首先八卦就是由三爻组成的，而三爻系统也是易经万物化育变化思想的根基所在，而历代对于易经的阐释都过于偏重阴阳二仪四象六爻八卦的偶数体系，对于三生万物，三才之道，五行之理的奇数体系缺乏应有的重视。而其实在易经中，即使包括孔子的易传中对于两个体系都是同一对待的，是结合为一的。可以这么说，易经的精神是“多之道以一为用，一之道以多为用。”（我有此语得自老子“当其无，有有之用”而略有所胜处）此为中华哲学正脉所在，而此正脉之断绝，一是由于中国哲学的传播期（传播期的造成是技术原因，文字的较为广泛的传播在春秋时代才得到技术许可）恰恰是在一个乱世，二是由于新莽之乱把阴阳家的传统给毁弃了，这实际上是远比焚书坑儒严重的事情。孔子和老子之后，战国诸子实无所能，基本只是一种对于“一”的简单狂热而已，而只有庄子与阴阳家是别开生面的两家，庄子齐物伦其意在于肯定万物平等自在的合理性，而阴阳家对于五行系统的开掘，其功至伟。但由于新莽之失败与东汉对于阴阳家的封杀，使得作为伟大政治家与哲学家的阴阳家消失了，从庙堂之上而流落江湖，成为术士。而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阴阳家和道家相结合的多的系统就失去了知识权力，整个中国文化也失去了求真意志（对于天道的敬畏），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士，终于失去独立性，而匍匐于政治权力之下，而中国文化正脉之流传终于断绝，我们目前对于阴阳家和黄老之道所能掌握的资料就十分有限而不可靠，故在缺乏考据的情况下，只述脉络如此。

我以上的判断，一大部分是建立在经济学对于信息对于知识的理解之上。信息，就是名。名存在的合理性，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人类行为的成本。这一点，我在《知识·经济·自由》一文中已有所论述，此处就不再多言了。要之，首先不要以为人有能力正名，那是上帝的事情是“自然”的事情，人要受自己的本分，一种健康的文化当假设人人有自立其名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最后，顺带一句，在中国的五行理论中，“金”代表声音。名。信息，也代表权力。杀伐，代表钱财经济，——“金”属西方。

4，必须要说一说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是西方人对待名，对待知识的开放性态度的最明确无误的证明，他们的图书馆几乎全部是开放的，包括私人藏书馆在内，准确的说，这种开放性彻底得表现为图书馆是完全“免费的”——向一切想要看书的人。因为前一节所说的原因，从古希腊开始有能力藏书的人们都非常乐意向所有人开放自己的藏书，私人藏书供大众阅读的历史远超过公共图书馆。事实上，在古罗马，公共图书馆是与帝制同步发展的，因为皇帝的藏书成为公共的，或者说皇帝也想要享有开放知识所带来的名。公共图书馆的精神，是希腊私人藏书家们的精神在大帝国时代的延续。

公共图书馆至今是中西双方最为重要的文化差别，在西方，现在不仅图书馆，艺术馆和博物馆等文化知识公共机构几乎都是公共的和免费的。即使只就网络而言，他们也尽力将所有知识资料，研究资料公共化。（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这是图书馆的公共性是与他们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相结合的，这一点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罗马时代的进步所在，在古罗马，因为受控于技术条件，作家的作品产权是很少得到保障的）

对照中国，中国一直没有公共图书馆，而只有“密府”，这种传统发展到现在，就是图书馆的收费和等级制度，中国有的只是一层层的国家图书馆，地方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更不用说需要更大投入的艺术馆和博物馆了。对于研究领域而言，一般学者都是没脑子的废物，只能靠着霸占资料混日子，只能写看过资料谁都能写的东西，没有思想，没有创造力。当然他们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会继续守着资料混日子的，放心，他们不会把学术资料公开的。当然，网络的发展已经有可能打破这层坚冰。（与西方相对的，我们也要注意到国人自古以来与对于知识的封闭和神秘态度相结合的对于知识产权的漠视，从作者自愿属别人的名字出伪书，到目前的盗版泛滥，莫不如此。）

另外，中世纪的西方也很有对比参考的价值，那是将知识的封闭性和神秘性走到极端的形式，也是知识产权最受到漠视的阶段，一切知识都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同时又是上帝赐予的知识，这与个人有什么关系？可见知识产权本质上是对于个人——抽象的普遍性的独立个体——的肯定。而知识的开放性也正以此为根基，没有对于个体的知识，个体的名的认同与尊重是不会出现公共图书馆的。若再追述，则可推至对于真理性或曰正确性来源的不同回答（此点甚是重要，不过今天就先不蔓延开来了）

我曾经谈到过笛卡儿的真正贡献正在于为一种人人平等的开放性的个体判断力奠定了知识论哲学的基础（我们切先不论这种知识论本身到底正确与否），这实际上是古希腊罗马公共图书馆精神的隔代延续和整个西方现代精神的根基所在。

这就是不得不说的图书馆，开放性的，反神秘主义的（此神秘主义仅仅对于知识论而言的神秘态度），最为重要的是——免费的。

《古罗马人的阅读》，法卡特琳娜·萨雷丝著。法国人的古罗马研究和德国人的古希腊研究一样，是全世界最为发达的。此着写得清晰明白，颇为可读，也多有创见，其作为的资料价值亦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