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115师征战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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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1937年可谓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的抗战时期,开始了为期
八年的抗日战争。

1937年,中国结束了10年内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名正言顺地踏上了抗日的战场。

1937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折点。

蒋介石“剿匪梦”的破灭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曾率领国民革命军把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统一起来。

虽说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蒋介石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积极抗战,但他也没有如汪精卫之
流那样投降日本,并曾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领导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为把日本侵略者赶
出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公敌”。共产党说他是人民的公敌,一点也不过分。共产党吃够
了蒋介石的苦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后又一次把中国四万万人推入内战的深渊。

蒋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他率国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在苏联期间,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调查研究。然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
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早的反共倾向。他的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变。

从苏联回国之后,他又向孙中山建议要反对俄国,反对容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
产党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诸具体的行动。

为了生存下去,共产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这支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
为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蒋介石认为,一天不把共产党剿灭,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

在蒋介石与共产党较量的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也逐步升级。蒋介石对日军一再妥
协,却不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围剿”。问其中的原因,蒋介石称之为:“攘外必先安
内。”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就任之后,蒋介石首先着手的计划,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红军
进行讨伐。

在蒋介石看来,外来的侵略只是皮肤上的疮毒,是不会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的。而只有
国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才是对国民党的真正威胁。

面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蒋介石还是腾出手来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动进攻。他是
非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不可。

蒋介石开始“剿匪”,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人。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5次“剿
匪”行动,头4次都遭到了重大损失,却没有完成使命。第五次他成功地迫使共产党武装离
开了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撤出了自己的根据地后,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人进
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的同时,仍不惜血本对处境十分艰难的红军
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从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长
征,并宣告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在北上途中的计划破产。但是红军也确实遭到了重大损失,中
央红军由刚开始长征的10万人减少到约7千人,加上其他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25军、陕
北刘志丹的红15军团,陕北红军总共只有约3.5万人。

蒋介石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但他仍对自己所取得的战果沾沾自喜。红军兵力的大幅度缩
小让他感到亢奋。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似乎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这时,他认为自己成功在握,从而对共产党发出的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愿望置之不
理。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间,蒋介石先后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3次围
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可是就在第三次围攻红军的过程中,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下搅醒了蒋介石“彻底消
灭共党”的美梦。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开始就有关合作和
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次握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这两位人物就是毛泽东和
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却不相同。1924年
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理过宣传部长,地
位比蒋介石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各种材料上也没有什么记载。据蒋介石
回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深,只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似乎当时两
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支持北伐,消灭北方的军阀。但要从更深的内心中去了解当
时两人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留过洋,学过日本人的作战理论。毛泽东没有出国学过外国的作战理论,却对中国的《孙子兵法》以及《水浒》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兵书和反映中国古代战争的小说研究得很透。自1930年12月以后,蒋介石的“洋”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土”军事学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越积越深。蒋介石曾出大价钱要过毛泽东的人头。

长征中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接过红军的指挥权,开始在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
份的丛山峻岭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军事天才。

可当时共产党的实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泽东的英明,红军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胁,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环境,共产党也需要一个生存和发展的
环境。

于是,遵义会议以后,共产党向国民党频频发出团结抗战的信息,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
编。

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信息均不予理睬。

蒋介石没有给共产党面子。

共产党更恨蒋介石,毛泽东更觉得与蒋介石不共戴天。1936年12月12日,蒋介
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于西安。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斯大林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蒋
获释。

蒋介石没有被杀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国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死对头又变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国之大幸。

“七七事变”为国共合作推波助澜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进入运作阶段。从
那时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1月31日,蒋介石指示拨
给红军每月军费20到30万元,红军番号不变。

2月8日,蒋介石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表示
如国民党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特区。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一概念,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的
一个特区早了整整47年,这也可以算是一国两制的最初形式。现在邓小平著作中提到的
“陕甘宁特区”就是指这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政府领导,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反对共产党。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
《根绝赤祸案》,其重点内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国民党
中央政府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他在2月
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调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确实感到了日本人的威
胁,二是中国共产党也答应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

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

“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看来,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
合作可以,但共产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协议已经有了,但国共两党能否成功地进行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自1933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使得北平、天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
围。自山海关到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
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则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
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卢沟桥再划到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北平就尽入日本人手
里。因此,日军又制造事端,进攻卢沟桥,从而挑起了“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事变的第二天,他才接到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得纯
的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蒋介石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在当天的日记
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
华北独立乎?”

随后又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天皇裕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蒋介石还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决

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

但蒋介石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7月8
日接到日军进攻卢沟桥报告后,当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经过一夜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蒋介石于7月9日定下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
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
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也吃够了日本人狡猾的苦头。

在当天,蒋介石还派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10日,蒋介石又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并要求于7月底前组建 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6个月用的弹药围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老蒋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态度还十分坚决。

当被中国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军妥协时,蒋介石也没有改变他要抗击日本人侵略的立场。

7月10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进行谈判,并于11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但是这一协议未经蒋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对日的妥协,因此蒋介石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

“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3日,蒋介石又向宋哲元发出电报,表示其抗战的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
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也意识到,只有抗战,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

宋哲元仍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时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 活动。而宋哲元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7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对宋哲元擅自签署的协议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其中18日的电文中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看来,这时蒋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贯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吞并整个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臣服于它。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再说,蒋介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别人摆布,他想一直当中国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来管他。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
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
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
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
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
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
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省)将变成为昔日的东
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
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大计。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能如此迅速地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整个中国。
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北平就要成为沈阳第二,南京就要成为北平
第二;国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民
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之
尊,要他对日本人称臣纳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虽然蒋介石到日本留过学,但他
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却非常崇拜。在蒋介石看来,泱泱文化古国,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
曾对斯诺说:

“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
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能坚定其抗战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产党达成谅

解,统一战线不久也将建立起来,对共产党会坚决抗日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也有
可能,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当时已对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也会受他的
左右。

当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以
致于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能与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已经达成了妥协,但开始时,蒋介石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同共产党讨
价还价,从而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卢沟
桥事变,使得蒋介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顾及与共产党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政策的重点已不
是“安内”,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蒋介石重点考虑与日本人作战,在与共产
党的谈判中多付出一点代价已算不了什么。“七七事变”的爆发,无疑加快了国民党与共产
党达成最后协议的速度。

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剂。

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
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成为现实。

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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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一师[2]
第二章 八路军第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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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115师,不但是八路军编制上的第一师,而且也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
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师。它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第一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
宣言》于1937年7月15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在这个宣言中,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
亡,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已与国民党取得谅解。为此,中国共产党重申承认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取消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名
义;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
发,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等四项保证。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
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个师1.5万人。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
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
路军(9月11日后,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
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后,改称正、副总司
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
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

改编后的红军就要开赴抗日前线了。抗日虽然是每一名红军指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可
现在要与国民党一起,并要在国民党的指挥下进行抗日,有些人便想不通。因为他们参加红
军后的一切仇恨、奋争都是与国民党连在一起的。试想一下,要与曾经夺去了战士们亲人和
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白狗子”共同作战,他们心里能很舒服吗?在红军改编的时候,很多
人的身上还有不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甚至还有国民党给留下的弹片和子弹。
有些人之所以要参加红军,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或是为了给自己的
亲人报仇。有的人离开根据地后,他们的亲人都被国民党军队处死,有的几乎整村整村的人
被杀害。可如今却要与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原来的死对头变成了“亲兄弟”,并且国民党
还成了大哥哥。改编就改编吧,特别是还要把头上戴的象征革命的八角帽摘下来,头顶“青
天白日”徽,并且在作战中打国民党的“狗牙旗”,指战员们的感情实在接受不了。他们的
目光一齐冲着新发下来的帽徽,那“青天白日”像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
在红军的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以前这个帽徽多是在战场上从敌人的
头上或俘虏的头上看到的,而今却要戴在自己头上。有些人气得把它扔到地上。这么些年
来,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连在一起?战士们的牢骚
可就多了。

罗荣桓正在深入红4师第10团了解部队的情况。这支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从
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打到陕北,在长征路上打了许许多多的胜仗、恶仗和苦仗。这支部队很
多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不少指战员的亲人都死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有一部分战士,特
别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心里的怨气就不少。罗荣桓一来,他们可就打开了话匣子:

“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他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
了,这仇怎么能忘记!”

“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徽了,我们自己
也成了国民党军,这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

在红军中,罗荣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闻名。他耐心地听完
大家发牢骚,然后像拉家常一样说:“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
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暂把阶级的仇恨吞在心里,与国民党一起共同抗
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了。”“换个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
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丢,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会动

摇!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永远是红的!”

是的,红军虽然成了“国军”,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中还有一点,即“保证红军在改
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军装换了,帽徽变了,但是红军的政治信念却没有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八一”建军节给每个老红军战士发了一枚纪念章。罗荣桓当时
也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胸前,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
军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一席话使在场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们也许还有一些疑虑,但心里却比以前敞
亮多了。

三原秋点兵

在接到整编命令时,红一军团正驻扎在陕北的宁县、正宁和旬邑附近地区;15军团驻
扎在镇原(孟坝)和西峰镇附近地区。8月22日,部队接到命令,在陕西三原云阳镇集
结,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一大早,阳光像金沙一般铺在宽敞的土坪上,天空湛蓝湛蓝,一点风丝儿都没有。指战
员们都换上了新的国民党军军服,各部队整整齐齐地排成方阵,静待检阅。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像这样的大晴天真是不多见。有的人心里就想,这是否预示着八路
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帆风顺呢?

从前位于每一支部队前方的红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
满地红”。今后就要举着它去和日本鬼子干了。有的人看着别扭,这旗灵吗?他们的心里在
犯嘀咕。

“立正”的号音过后,从队伍的一端走来几位领导,他们是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周
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等,其中还包括来自总部的叶剑英。由于新任师长林
彪、副师长聂荣臻已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就由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宣读
改编命令,并带领全师指战员进行庄严的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
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要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
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
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不侵犯群众的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
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

宣誓声像黄河壶口瀑布的涛声,响彻云霄,震撼着清晨的旷野,激荡着红军指战员的
心。它正像那滔滔东去的黄河,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罗荣桓立即率领作为八路军抗日先遣队的第343旅先于其他部队出
发了。

一支铁军

115师主要是由第一方面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包括红1军团和第15军团。红1军团
战斗力最强,它曾被称为铁军。红1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中央红军,即从前的红军一方
面军,它随毛泽东转战中央苏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5次反“围剿”作战,就是在
原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授予的10位共和国元帅
中,就可以看出红一军团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因为这10位元帅中有8位来自红一军团,
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林彪都在红一军团工作过,由此
可见红一军团在红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时有一、三、五、八、九共5个军团,但到长征结束,到达陕北
时,就只剩一军团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只有红一军团从头至尾走过长征二
万五千里。而其他到达陕北的红军,如红15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等部队,虽然都参加了长
征,但他们开始长征的时间都晚于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程也都不足二万五千里。

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由毛泽东、朱德带领上了井冈山。后来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在1931年11月之前,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分别由朱德和毛泽东兼任。1932年3月,林彪被任命为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
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随中央红军行动。但到四渡赤水作战
时,中央红军的5个军团就只有一军团还保留着师的编制,其他军团已取消了师的编制,由
军团直接指挥。飞夺泸定桥也是由这个军团干的。由于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呆的时间最长,
所以他对这个军团有着特别深的感情,军团中的大多数干部他都很熟悉,并且是在他一手培
养下成长起来的,林彪刚认识毛泽东的时候,才是一个营长,115师参谋长周昆在井冈山
的时候还是一个战士。毛泽东不但了解这支部队,而且也给予红一军团以最大的信任。虽然
在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周围的很多人,特别是与他有矛盾的人却经常就此
事对毛泽东进行指责。这可以从聂荣臻的回忆录中看出。

在红军即将开始长征时,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想知道红军要去什么地方。但毛泽东为

了避嫌,没有主动告诉他。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
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
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
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
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1976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
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也始终未离开红一方面军,特别是在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
时候,毛泽东也未离开过当时被编在右路军的红一军团。

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到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就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红一军团。在这
期间,他把林彪任命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命林彪为115师长。
115师的大部分领导都是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师长是原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副师长(实
际上就是政委)是原来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相当于政治部主任)是原一
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是一军团2师政委肖华,参谋长周昆也是原一军团的。1
15师的领导班子都在一军团任过职。可见毛泽东对原红一军团的重视。

林彪和聂荣臻

中共中央决定了115师指挥员的人选后,林彪便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回到了自己
原来的老部队——红一军团。

这样,林彪和聂荣臻又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二次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众多将领中,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共识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黄埔军校时,聂荣臻是教师,林彪是学生。在红军时期,林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聂荣臻
是政委,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是师长,聂是副师长。在建国后1955年授衔时,他
俩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林彪与聂荣臻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在红军时期的1932年初到1936年初,这
次时间比较长,约4年;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时间只有约两个月;第三次是在平津战
役期间,时间也只有两个月左右。

聂荣臻与林彪初次相识是在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黄浦第四期学生,聂荣臻是黄埔的教
官。聂荣臻认为林彪在学习上很一般,“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说当时他同林彪没有多
少接触,印象也不深。虽然聂荣臻说林彪“政治上不活跃”,但并不表明当时林彪在政治上
不进步,因为林彪入黄浦军校之前就在林育英(张浩)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
聂荣臻是林彪的上级,林彪从黄埔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就是经聂荣臻之手办理的。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最长的时期,也就是在红军时期的4年。在这一段时间内,红一军团
作为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在几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看来,
他们当时的合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否则,如果当时两个人合不来,红一军团的战斗能力就不
会那么强,毛泽东也不会让他们在一起共事那么长的时间,并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又把他
俩放在一起。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时在处理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态度:

“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
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
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从聂帅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在很多事情上是让着林彪的。这一点是非常可信
的,因为林彪在军事上向来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但林彪对自己的老师又是怎样评价的
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中可以推测到,林彪对聂荣臻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
平津战役时,他曾经向中央提出要求让聂荣臻代替罗荣桓出任第四野战军政委。

尽管如此,但据聂荣臻回忆,他们之间还是发生过几次争吵。

两人的第一次争吵是在1932年4月底前后,当时红军打下了漳州,部队在漳浦地区
进行筹粮筹款,“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
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
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第二次争吵是在长征途中。当时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时,林彪不执行
军委的命令,聂荣臻为此与林彪争吵起来。聂荣臻回忆说,“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
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争吵的结果是林彪让了步,因为通过调查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两人之间的第三次争吵也是聂荣臻回忆录中提供的。据说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一
些胜仗,但也打了一些败仗,因此当时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开始流传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行
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当时红军为了甩掉敌人,走的路比较
多,有时还跑了很多的冤枉路。林彪就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还说‘这样会把部队
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
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
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
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
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
到!’”后来,林彪又给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写信,说是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下台,并要聂
荣臻在信上签字。聂荣臻坚决反对。林彪就自己签字送了上去。在这之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林彪,并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第四次争吵,是争论张国焘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红军已到达甘
肃,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不按中央的决定行事。据聂荣臻回忆,张国焘准备“吃掉”中央
红军。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准备把中央红军的人调开,让聂荣臻到11军去当政委,把林彪
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聂荣臻获悉了这一情况,就提醒林彪注意。但林彪却说聂荣臻是宗
派主义。接着两人便发生了争吵,并且气氛还非常紧张,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虽然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曾发生过多次争吵,但总的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
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任何一支部队的政治主官和军事主官之间都很难不发生矛盾,发
生争吵是在所难免的。但两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那种艰
苦的岁月里,能够带领红一军团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保护党中央到达陕北,应该说,他们
之间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聂荣臻也承认,“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
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

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宣布之前,林彪和聂荣臻就赶到陕北的洛川参加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115师召开誓师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人还没有赶回部队。

在洛川会议期间,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1位成员之一。会议结束后,11
5师已经出发,林彪和聂荣臻就匆匆往西安赶,准备从西安乘火车追赶自己的部队。林彪接
到参加洛川会议通知的时候,他还在延安的抗大工作,这次他也没有再回延安。

当时,正是秋季,林彪与聂荣臻骑着马,顺着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往前赶,按理说,两
人已好长时间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又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事件,老相识在一
起会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话题可讲,可是林彪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好自己一个人想事,
只要不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一般不会提起他谈话的兴致,所以在路上,他们两人交谈的
时间并不多,偶尔几次也都是关于工作的。

那个季节爱下雨,一下起来就是几天。林彪和聂荣臻也赶上了雨,这可让115师的两
位首长吃够了苦头,并且使不爱讲话的林彪说的话更少。他们一路走,雨一路下,每个人的
身上都淋得透湿。加上又是简易公路,到处泛着黄泥浆。等他们到西安的时候,满身都是泥
水,幸亏随身带着干净衣服,换了换,这才进了西安城,见到先期到达西安的周恩来等人。

根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前往山西前线的领导人分两批走,林彪随第一批出发,
到达太原住进阎锡山的招待所。因为周恩来也要去太原,他要求聂荣臻与他同行。因此,聂
荣臻比林彪晚3天出发。

三个元帅一台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名元帅中,八路军115师占了3名。这三位元帅都在红一方 面军工作过,但罗荣桓与林彪共事的时间要早于聂荣臻。

1930年下半年,罗荣桓就调任当时林彪任军长的红一方面军第4军政委。罗荣桓之 所以调到红4军,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位政委都与林彪合不来,林彪经常自己一个人说 了算,不爱听取别人的意见。为了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政委,毛泽东冥思苦想,最后选中了罗 荣桓。罗荣桓刚一到任,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毛泽东开始也不怎么放心。但罗荣桓到红 4军后,一心扑在部队的建设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把红4军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合作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红4军,不是跟林彪合作得很
好吗?”后来,红一方面军扩大编制,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罗荣桓任政 治部主任,这是3位未来的元帅第一次在一个单位共事。最为有趣的是,3位元帅曾在同一 次演出中扮演了角色。

在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前,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编写了一个名为《庐
山雪》的剧本。该剧描写的内容是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
的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
鼓动下,红4军政委罗瑞卿把军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每人都按实际的职务担任
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地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扮演宋美龄。

当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
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有人报告:

“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报告军团长怎么处理?”

“用船装!”林彪当即给予答复。

接着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委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研究
一下,把这一捷报通报给军团所有部队。这时根据剧情发展,该罗荣桓出场了。大家等了半
天,仍不见罗荣桓上台。怎么回事,罗荣桓不上台,这戏就演不下去了,就等于冷了场。

关键时刻,我们的罗主任怎么了,大家都在猜测着。

其实,当时罗荣桓就在后台火盆边烤火。因为他正闹疟疾,全身发冷。早在“五卅”运 动期间,他就在青岛大学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上过台,可能这次是由于怯场,也许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所以没有按事先协商好的时间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

“罗主任呢?”没有回音。

好在林彪急中生智,接着就给通信员下命令: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

于是几个战士跑到后台,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请”上了台。台下的干部、战士笑得
前仰后合,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3位元帅同在一个军团工作的只有这一次,而3位元帅同
在一出戏中扮演角色也只有这一次。

3个元帅在一台戏中担任角色,其乐融融,如不是林彪成为一个阴谋家,一个野心家,
那么,即使到现在,这件事也会一直传为佳话的。

115师成立后,这3位元帅在师里所担任的职务与在红一军团时一样,一个军事主
官,一个政治主官,一个是政治部的主任,但他们却没有机会再凑到一块演戏了。在八路军
奔赴抗日前线不久,聂荣臻就到了晋察冀,而林彪则因负伤回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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