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浅论光武帝刘秀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14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帝”, 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 ,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28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24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21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
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23年被立为皇帝,是为“ 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

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
,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
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
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
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
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制其他部
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此
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
,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
诛王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
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

公元25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
更有名分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
则仅须在侧观望。到这年6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
即皇帝位。尔后几个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
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
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36年最后一个对头
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群雄。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
了他的宗室身分,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
能否定。同时他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经常在局势艰危的
时候,冒生命危险亲临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
以想象大敌已居他预料之中,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
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的出现,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
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脑,而且有作大将的才干。

《后汉书》〈耿龠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叁百”,〈公孙述传
〉说成都已降,吴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叁日。〈光武帝纪〉也说建
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都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酷,而中兴仁义
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30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
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
“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可见得自公元17年绿林起兵以来,
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
近6000万突降至2100万)。同时各起兵的都有“宾客家室”参加,有时
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经常逾月。各军的辎重
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社会中层人物为
此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家大姓的
受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公元28年东汉的官方记录中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
令。时朝廷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车辇于洛阳。与之相连
的文字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周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
大量流血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
重建,各种作朝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
复到文帝时叁十分之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40年“河南尹张汲
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
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
分。但是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雒阳令董宣(雒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兴,
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
轻钱薄”,则是民间需要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
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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