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三征高句丽

　　李世民曾讥嘲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为了立开疆扩土之功，以博后世美名，不惜劳民伤财，三次亲征高句丽。但由于其指挥无方，最终无功而还，终致身死国灭……
这也是如今为大部分人相信的主流说法，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高句丽是隋朝东面最强大的邻国，西边的边境已经过了辽河，对中原的威胁非常大。大隋立国之初兵精甲利，高句丽照样敢袭扰大隋，是隋朝一个很大的隐患，需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无论是谁做了大隋皇帝，征辽都是必须的决策。虽然三征高丽失败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征高丽这个决策错误，当年胜负不过一线之间，如果隋军取胜，杨广将被誉为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隋朝的统治也将稳固如山。到了李世民自己登基后，他也照样要去征讨高句丽。那时的高句丽已在隋炀帝多年征伐下疲惫不堪，实力大减，但李世民也同样受阻于安市，难再寸进。他死后李治再次征辽，薛仁贵的五万唐军用屠刀将高句丽灭国，并大肆烧杀抢掠，高句丽为渤海国和新罗所取代。
    为了建开疆扩土之功业，彻底厘清辽东边患，612年二月，隋炀帝以高句丽国王高元不肯朝见为由，一征高丽。此次征辽准备了两年时间，算得上是谋定而后动。隋朝兵多将广，士卒都是开国时的百战精锐；而且军械精良，隋军身上的铠甲都是杨坚在位时督造的，质地坚实，箭矢攒射对普通士卒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却不能损大隋甲士分毫。由于两国国力相差极大，所以出征前无人不觉稳胜。当然，隋军也有很多的不利因素。劳师远征，补给困难，每运一车粮食到前线，路上竟要损耗十七车之多，这给国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长途跋涉中，士兵和民夫的士气渐渐低落，很多部队偷偷地将沉重的粮食扔掉，这也是后来隋军缺粮的一个重要原因。隋军不熟悉地形，不占地利；靺鞨、契丹、室韦，还有辽东说不上名字来的数百个小部族，均与高句丽唇亡齿寒，所以人和隋军也是不占地。
    远征军人数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十二个军，再加上各地征发来的民壮二百余万，可谓规模空前。当然，负担也空前，这些衣衫槛褛的百姓推着独轮车，牵着毛驴络绎前行，沿途病累而死者甚众。隋军此次兵力之浩大足可投鞭断流，本应摧枯拉朽一般平灭小小的高句丽，但坏就坏在杨广的仁慈和好虚名上。临出兵前，不少武将建议皇帝兵贵神速，奇兵闪击，但这个建议被群臣们在庭议中否决了。文臣们均以为大隋此番伐辽，是兴仁义之师，所以必须堂堂正正地出击。而杨广更喜欢陈兵百万齐头并进的宏伟气势，所以不愿意以诡道取胜。于仲文不止一次向杨广进言，说打仗不是游山玩水，不能讲排场。战场上更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能击败敌人的战术都是好战术，但每次都被文官们引经据典地驳回来，说什么大禹伐有苗时是如何堂堂正正，不战而屈人之兵。杨广的梦想是成为五帝三皇这样的千古明君，所以对武将的主张根本就听不进去。
     更要命的是，隋炀帝竟然下令行仁义之师，这等于在隋军脖子上套上了枷锁。在攻辽东城时，每当隋军将士用重大伤亡攻近城池，眼看胜算可期时，高句丽守将就挑出白旗，请求隋军给予一定时间约束城中乱民，以便投降。然而隋军一撤离，守将立刻着人修补缺口，准备石块和弩箭，待约定投降时间来临时，就再次挑出战旗。一个半月之内，高句丽人如此降了三次，愤怒的将领们请示杨广，圣旨却准许高句丽人第四次投降，还教训百官要大度，天朝上国君臣，不能跟蛮夷小丑一般见识。昔日诸葛亮曾经七擒孟获，永远平定了南蛮，今日高句丽守将才反复了四次而已，他们迟早会心悦诚服……于是高句丽守将不负众望地第四次耍了大隋，用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机再一次被轻轻贻误。
    隋军将领开始改变战略，由宇文述和刘世龙分出三十万大军，绕路迂回奇袭平壤。这支军队人数虽然只占东征大军的三分之一，但其中七成以上是府兵，多年以来，大隋兵威无敌于天下，靠得就是这些训练有素的精锐强兵。高句丽士兵虽然为了保家卫国十分英勇，但战斗力却一般，远征军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从辽水东岸一直杀到平壤城下。眼看城池将破，高句丽国王高元再次诈降称臣，愿割萨水以北所有土地给大隋，永不反悔。隋炀帝轻信了高元的话，命令大军不得攻城，要坐待小小高句丽向天朝上国献城投降。受隋炀帝 “仁义之师”枷锁的束缚，隋军不能乘胜杀入城中，控制局面，反倒被迫屯兵城下，终至师老兵疲。
   隋军千里远征，这支奇袭平壤的大军更是轻装简行，希望能快速击破平壤，在粮尽前结束战争，并获取城内粮食以充军粮。然而隋军一直等到粮尽，高句丽仍在拖延着不肯投降，宇文述知道不妙，引断粮之军撤退，高句丽顿时翻了脸，大举追击，三十万府兵精锐饿得路都走不动，全军覆没，逃回者尚不足三千。由于高句丽倾国之兵也不过二十万人，所以没有哪个将军敢冒险收留比本部人马还多的俘虏。在历史上，从白起到项羽，对人数远超过本军的降卒只有屠杀这一种处理手段。这其实并非他们天性残忍，只是无可选择罢了。是年，高句丽君臣将三十万不杀俘，不虐降的仁义之师降卒尽数屠杀，用隋军无头的躯体垒起长城，沿马砦水南岸绵延竟达百里。
    三十万奇袭大军覆没的消息传到辽东城，围困在城外的隋军心胆皆寒，仓惶后撤，溃退时被挤下浮桥淹死的士兵就数以万计。辽东大地上有很多朝秦暮楚的小部落，他们习惯于追随强者，很多部族名义上归高句丽国王管辖，实际上却不听任何人的号令。当初隋军势大，这些部落望风而走，而眼下隋军大败，这些部族便赶忙冲上，配合高句丽军随后掩杀，痛打落水狗。二十四路征辽大军兵败如山倒，于七月逃回国内，沿途伤亡惨重，数十万精兵埋骨异乡。
    第一次征辽失败不是因为隋军战斗力不强，更不是士兵们不够英勇，粮草原本也算充足，胜利原本是必然之事。失败的主要责任就在隋炀帝身上，若非他心存仁厚，不允杀伤，大兴仁义之师，自缚手脚，最终被高丽人诈降所算，把军队拖到绝粮的困境，实力远胜的隋军又怎么可能战败？后来薛仁贵引五万唐军一路烧杀劫掠，再不搞妇人之仁，很快就把高句丽灭了国。杨广犯错误的根源在于轻视了对手，他的轻敌导致了过份自信，而盲目自信又让他觉得自己有资本吃点小亏，以得到“仁君”的虚名。此外，杨广认为这样能令高句丽人心服口服，再配合上仁义和德化，就可以感化蛮夷，长久平定辽东边患。其实这种想法也并非杨广一个独有，当时朝堂上持此论调者不计其数。高句丽君臣利用了杨广的这种心理，把投降和背信两条妙计反复使用，玩得精彩绝伦。三十余万武装到牙齿的精锐隋军，就这样活活被拖死在了辽东境内。对于高句丽人而言，这场以弱败强、打击侵略军的胜利可谓扬眉吐气，国王高元和丞相乙支文德的声望一下子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虽然他们取胜的手段看起来不够光彩，但只要结果漂亮，谁又会在乎过程和手段呢？况且耍无赖是小国的专美。如果哪个小国跟大国玩什么正大光明，那这个脑子不够数的国家的覆亡也就在旦夕之间了。
    杨广发动战争前踌躇满志，以为一战可以平定辽东，自此万夷臣服，留名千古，而当时几乎所有大臣都希望随驾建立开疆扩土的大功，所以人人踊跃，朝堂上一片赞同之声。结果三十余万大军战死他乡，换回的却仅仅是高句丽人的耻笑。此时诸臣和百姓们都不想再打下去了，而他这个皇帝却不得不将战争继续下去。因为大隋完全是靠着兵威才镇住了四方诸酋，如果在征伐高句丽一事上表现出了软弱，周边那些部族就会先后效仿，边境兵祸连绵，大隋周边的战事会更多。停征高丽短期内虽然有利，但从长远来看，隋炀帝必须对自己的帝国负责，不能留给子孙一个边患无穷的烂摊子。对于杨广再次征伐高丽，很多人指责为好大喜功、不识进退、固执己见、不恤百姓，这都是片面的说法。做为一个责任感较强、目光较长远的君主，杨广必须在火苗刚刚萌生时就将其彻底扑灭，以免最终成为燎原大火。他不是不知道民力衰竭，百姓怨声载道，但他此时已是骑虎难下。

第二年正月，隋炀帝就开始筹划二征高句丽。这次他下足了血本。正月初二，杨广下令各地继续向辽西运粮；初三，下令募集骁果从军。所谓骁果，即民间有勇力又想在马上谋取功名之人。在去年的辽东大战中，府兵精锐丧失殆尽，所以这次大隋不得不重新以金银来募集勇士；正月二十三，杨广大赦天下，允许死囚去辽东立功赎罪；二十五，下令回家过年的将士们前往涿郡集结……经过数月的全面征召，杨广再次拼凑了百万大军，兵进辽东。
    613年四月，隋炀帝亲统六十万右路军开到辽东城下，造布囊百万，在辽东城外堆成阔三十步，高与城齐的鱼梁大道，并向辽东守军下了最后通谍：“如不投降，城破之日，鸡犬不留！”辽东守军的回书则非常强硬：“唯愿一战！”。这次杨广总算不再行仁义之师了，但隋军攻城却未能如上次般轻易就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这百万大军大多都是新丁，三十万战斗力强大、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府兵已在去年的那场糊涂仗中葬送殆尽，新兵们以前连血都没见过，又怎能轻易攻下一座坚城？三十万府兵的损失伤了隋朝的元气，大隋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衰败了下去。从前的大隋可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抵挡住突厥人二十万大军的狂攻，然后将那些来自草原的强盗杀得望风而逃。当年四十万隋军横扫南陈，金陵、岳州这些号称固若金汤的城池无不弹指而下，可如今百万大军却在小小的辽东城下裹足不前。
    然而凭着兵力数量上的明显优势，以及左路军较为顺利的进展，战局终究开始向有利于隋朝的方向倾斜，这也证明了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并非任性胡闹。如果不出意外，战斗力大降的隋军也能凭借国力优势，把小小的高句丽耗干，以彻底的胜利结束辽东战局，威慑住周边各部。然而就在这胜利可期之际，高句丽人的运气来了，意外发生了。
    613年六月，越王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后方造反，威胁东都洛阳。杨玄感是前上柱国杨素的儿子，相貌英伟，文武双全，少年时即名满天下。自从他继承了楚国公的爵位后，门下贤者云集，英才无数，连观德王之子杨恭道、名将韩擒虎之子韩世谔和少年时即有才名，世袭蒲山郡公的李密都做了他的幕僚。此人当年曾随宇文述一同西征吐谷浑，战功卓著。转任地方大吏后，察纠贪污，弹劾奸佞，治下歌舞升平。杨玄感有枭雄之材，这样一个既会治国，又懂得兵略的人在后方造了反，自然是心腹大患。而且杨玄感这次的造反时机选择得非常好，也非常歹毒，大隋倾国之兵都随杨广远征辽东，国内空虚，叛军只须将征辽大军堵在长城之外，与高句丽人前后夹击，百万大军就有全军覆没之危。
    其实杨玄感原本并没有多少军队，他用于造反的军队都是靠收编运河上的船夫、护粮的民壮、贫苦的农民等人得来。隋末造反争天下的枭雄不计其数，而杨玄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他给了大隋致命的一击。杨玄感起兵后声势甚大，民间百姓一呼百应，从中也可以看出，二征高丽让百姓已经苦不堪言，百姓们对朝廷已生怨怼之心，而百姓的生活也已经到了揭竿而起的边缘。此外还能够看出，隋朝大臣们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度很低，杨玄感位高权重，享尽荣华，还仍然要造反，更何况那些没有出头机会的人。而各地官吏们纷纷归附叛军，也毫无宋、明这些朝代各地守官那种拼死抗击，与城携亡的气节。这些现象主要是由门阀制度造成，朝廷的臣子都是门阀子弟，他们只忠于家族，对国家和君主只是利用，后世大臣们对皇帝那种愚忠和敬畏，以及对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的重视，是隋唐时代大多数臣子所不具有地。杨玄感在国家对外作战时在背后捅刀子，与外敌里应外合，这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性质完全一样地，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行为。
    经过数月苦战，隋军在辽东本已渐渐占据优势，但突如其来的内乱却让隋军陷入粮草断绝、腹背受敌的窘境，杨广功亏一篑，被迫在胜利前夕撤军，回国镇压叛乱，大批辛苦征集来的军用物资和粮食全被丢弃。这就如辛苦耕种了一年，正要收割时却不得不离开般令人遗憾。不过此时的大隋才刚刚走向衰落，秋蝉纵然将死，却也并非杨玄感这小小蚍蜉所能撼动。隋军于六月二十八日撤离辽东，到了八月初，宇文述已经击溃了杨玄感主力，不久后叛乱被平定。

此时天下将乱，隋王朝已经显露出败亡之兆，但杨广已经骑虎难下，隋朝无法承受两次败于朝鲜一个属国的严重政治后果。于是在614年二月，隋炀帝第三次发动征辽战争。高句丽连年作战，早已困顿不堪，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毕奢城（今辽宁金县）大败高句丽军，并乘胜向平壤进发。高丽国王遣使请降，并将去年叛隋投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炀帝见已挽回两败之辱，遂班师还朝。然而大军撤退后，高句丽王既没如约送来降书顺表，也没兑现亲自来洛阳请罪的诺言，等于又用诈降计把大隋耍了一回。其实此次隋朝君臣也未必就完全是轻信谎言，只是大隋朝此时也已经困顿不堪，急于收兵回国，休养生息。与其说隋朝君臣被高句丽人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是自欺欺人地强迫自己相信了高丽人的承诺，每个人都在暗暗企盼高句丽人这次能信守承诺，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可要说这高句丽人也算有骨气，都已经熬得快油尽灯枯了，偏偏就是不肯低眉顺眼，俯首称臣，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就是不给大隋这个台阶下。于是615年正月刚过，下不来台的杨广就又开始筹划第四次征辽。然而此时虚弱的大隋已经没有了对外征伐的能力，二、三次征高丽虽然加剧了百姓的苦楚，但打胜了却可以震慑四夷，增强朝廷的凝聚力。然而第四次征辽时，国内叛军已经蜂起，朝廷再也无法征调起百万大军和数百万民夫了，粮食本就不够吃了，没有官员能强迫百姓第四次在农忙之时扔下庄稼前去从军。从百姓到各层官员，都以各种借口强烈抵制朝廷的征发令，于是这次的乱命胎死腹中。
    隋朝以泱泱大国、百万雄兵征伐高句丽弹丸之地，三次倾国出师却都无功而返，最后没征得了高丽，反倒把自己征得亡了国，这戏剧性的失败实在令人无奈得很。首次征辽失败是因为隋炀帝要行仁义之师，二次征辽失败则应归咎于杨玄感，在第三次征辽时，其实大隋的国力已经不再有压倒性的优势了，那时的大隋和高句丽一样疲惫虚弱，一样都经不起长期的僵持战和消耗战。换言之，第三次征辽时隋朝已经无力彻底消灭高句丽了。其实高句丽贫弱小国，野战根本不是隋军的对手，完全凭借死守城池才能够苦苦支撑，如果隋朝不断派出精锐的快速部队，避开高丽军主力和大城池，在高句丽境内烧杀袭扰，估计用不了三年，高句丽的农业和经济就彻底崩溃了，此时再派出几万大军，就能够扫穴犁庭。唐朝征高句丽就是用得这个办法，效果显著。可惜隋炀帝见不及此，只知道以优势兵力正面征讨，动辄征发百万之众，结果自己的负担比对方还重，终于将大隋先于高句丽拖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