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演义》等小说的误导下，很多人认为隋炀帝掩耳盗铃，整日躲在扬州享乐，醉生梦死，不问朝政，结果在大厦将倾时众叛亲离，为部将所弑……
其实这种看法大谬不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扬州兵变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唐纪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杨，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曰： “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二人皆惧，曰：“然计将安出？”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 二人皆曰： “善！”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士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无所畏避。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德戡等然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从上面这段史料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隋末河南大乱后，隋炀帝久留扬州而不北归长安，不全是为了自欺欺人地混吃等死。此时的杨广似乎对剿平北方的叛匪已经失去了信心，留在扬州或许也有贪图享乐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希望北方局势崩坏后，自己的安全能够保障，进而及时在南方稳扎稳打，至少也能割据江东一隅，经营起半壁江山。第二点则是宇文智及所说的：“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据此可知隋炀帝当时在全国仍然有很强的威望和号召力，大部分官员和军队仍然对其效忠，他仍有对大部分各地将领发号施令，并制裁逃亡将士的能力。显而易见，杨广的亲军骁果军哗变，不过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些史料把扬州兵变重点归结于杨广的众叛亲离，是不客观且别有用心地。
司马光认为护驾的骁果军哗变是因为士卒多为陕西人，思乡心切，不愿久居扬州，遂均有逃散之意。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骁果军之所以突然归心似箭，主要是因为大隋北部边防的重臣，手握关右十三郡兵的太原留守李渊突然卖国求荣，勾结外寇突厥入侵自己的祖国，还签订了“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可耻协定，任由突厥人沿途抢掠烧杀。李唐与突厥联军于617年十一月攻占长安，骁果军士卒的家属都在长安一带，他们不能容忍妻子儿女被突厥人掠走为奴，这才红了眼睛，要冒死私逃回家乡，但原本也并无兵变之意。至于参与谋叛的官员和将领，则主要是因为手下士卒逃散，担心事发后被治罪才欲随同逃亡。加上此时李孝常谋反，隋炀帝大怒下要杀其二弟，而官员们的家属多居于李孝常占据的华阴，担心遭到报复，便更加剧了和士兵一起逃亡之念。
隋炀帝为人宽厚，对身边臣子和将士一向仁爱，士兵、官员和将领们原本没有造反的念头，只想不辞而别。最终之所以爆发兵变，并非大头兵们一时的愤怒鼓噪，而是有一只幕后黑手在煽动挑唆，阴谋策划，以借势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这只黑手就是宇文智及，他欲成帝王之业，拿杨广将对逃亡者治罪来威胁大家，并以富贵相诱，最后又把宇文化及也拉下水，推为主帅，终于酿成逼宫杀帝之事。
据《资治通鉴》记载：618年三月，隋炀帝“逃入西阁，被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杨广远征高丽劳民伤财，后来又搞得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自己也知道对不起百姓。但他对身边的大臣却一向优容厚待，此时见众人谋反，心中不免十分委屈。宇文化及让封德彝宣布杨广罪状，杨广说：“卿乃士人，何为亦尔？”封德彝历受杨广厚恩，无言可答，最后满面羞惭退下。杨广知势不可为，最后自解练巾递给行达，任行达将自己勒死。可怜这个曾经雄才大略、抱负恢宏的帝王，最后竟连个像样的棺椁都没有，仅是由萧后和宫人拆下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
公元618年，杨广殁，享年四十九。
之后宇文化及拥立炀帝之侄杨浩即位，领兵西归。炀帝即死，镇守河南的越王杨侗在王世充等“七贵”的拥立下于洛阳称帝，招瓦岗叛军首脑李密为太尉，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于河南黎阳，叹道:“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毒杀杨浩，自立为帝，过了一把皇帝瘾，不久后兵败被杀。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了扬州兵变的真相。引发兵变的始作俑者正是杨广最信任的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兄弟，他们把一场不辞而别的逃离，组织成了一次逼宫弑君的谋反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说起宇文家，一向是杨广最信任的家族，不然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安危交其掌控。宇文化及的父亲宇文述与杨广是至交好友，更是杨广击败竞争对手杨勇的最大功臣。宇文化及曾在国难当头时违禁把粮食卖给突厥人，为自己的家族留取后路，这本是抄家灭族之罪，但杨广看在宇文述面上也未予追究，只是把宇文化及免官而已。宇文述临终前恳求炀帝，杨广于是再次授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倚为身边亲信，掌管贴身近卫骁果军。正因为杨广和宇文家是两代的至交，又有恩于宇文家，所以才觉得宇文化及兄弟必然会忠心相报，所以对他们十分信任，毫无防范。然而“能伤害你的人，从来都是你信任的人。”所以杨广最终含恨而死。
宇文兄弟恩将仇报，无情无义，除了天性凉薄之外，却也有几分前因，这要从杨坚当年建立大隋时说起。北周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鲜卑族的杨坚是北周的丞相，深受皇帝宠信重用。杨坚后来欺新君年幼，于581年谋朝篡位，建立大隋。正是由于杨坚不仁不义恩将仇报篡位在前，宇文家的这些鲜卑贵族们才不顾隋炀帝对他们的恩义和关照，有样学样。说穿了，杨广这可怜孩子不过是为他老爹当年的无耻买单罢了。
当然，宇文家并非北周皇室，他们叛变也不是为了复兴北周，而仅是想恢复鲜卑人的荣光而已。鲜卑人曾经建有北周、隋这样强大的国家，所以大部分鲜卑人都有着极强的自豪感和民族排他性。当年这些鲜卑贵族肯追随杨坚造反，建立大隋，因为那只不过是换个皇帝而已，国家仍然是鲜卑人的私产。而杨坚生性俭朴，轻视文化，处处表现出鲜卑人的习惯和传统，所以一直为众人所拥戴。而新君杨广长于中原，受汉文明熏陶甚深。他喜好诗文、礼待儒教、开科取士、崇尚佛学，还大建图书馆，对汉文明有强烈的认同性，有严重的“汉化”倾向，远远地悖离了鲜卑人的文化和传统。而且隋炀帝为了让国家真正实现平等和一统，打破了由关陇仕族集团垄断国政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对破除当时南北隔阂的情况有相当积极的作用，而此举自然也不免招致关陇鲜卑旧贵族们的强烈不满。而且鲜卑人的根在西北大地，杨广不愿北返，有迁都江南、放弃北地的念头，这更让保守的鲜卑贵族们心怀不满。宇文兄弟能如此轻易地煽动起这场兵变，就是利用了大隋中枢那些鲜卑官员恢复祖先荣光的梦想。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隋没有亡于外敌和农民军，却毁于萧墙之祸。煌煌大隋，竟两世而终，实在令人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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