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经常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党的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等重要会议，至少在100次以上。
参与党中央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他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许多独到见解，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产生了重要作用，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对几次重大军事战略决策的建议
（一）提出八路军要争取在华北持久抗战这第一个前途等建议，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了重要作用。在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之际，朱德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阐述了八路军应尽早开赴华北并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朱德指出：我们不能速决，希望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中心与主导应该放在何处。他认为，在用兵上，不能平均去部署，要把八路军作战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如果“局势变化，有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在作战方法上，八路军不能拼消耗，“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而“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认为，八路军要争取在华北持久抗战这第一个前途，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来争取这个前途，即使友军都退下来，八路军也能在华北坚持。当然，也可能八路军被迫退出来，但是，即使出现这种局面，也要增加坚持的时间。他还在具体分析日军和八路军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认为八路军一定能够在华北坚持。他指出：“日本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八路军善于打游击战争，“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那么，怎样才能在华北坚持呢？朱德认为，关键在于依靠群众的支持，要做“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因此，他特别强调，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其他工作人员也要跟进去，这是争取前途胜利的重要一环。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在阐述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朱德建议党中央“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八路军改编后“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引者注）败了，不好”，要早上前线，谨慎用兵，积极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
朱德的上述思想和观点，对洛川会议确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也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周恩来也赞同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参见《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这样，洛川会议正式确立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9页。。洛川会议还提出了八路军应展开于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作战部署，也明确了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二）准确把握战略时机，适时提出进行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具体建议，推动抗日战争胜利进程。在全国性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时，1945年8月6 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次日，百万苏联红军挥师中国东北，兵分四路进攻日本关东军。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国际形势下，8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并认为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明确提出“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17页。。他要求对此考虑一个计划。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也发了言，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准备反攻，现在已成为实际”，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战略性意见。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用36个旅向日军发动进攻的战略意图，朱德建议在反攻中重点加强炮兵的力量。具体方法是：第一，给这36个旅的每个团配备一个炮兵连，以便解决日军堡垒。第二，要结合整军工作，整军主要是整炮，让炮兵先学迫击炮，作为学平射炮的基础。将来搞点新式炮，不会多，主要靠迫击炮。第三，要对炮兵配备老干部，配备炮兵学校生。第四，在具体作战方法上，要集中兵力发动进攻作战，以歼灭战为中心。军事上的集中，现在是集中在几个军区上，将来各战略单位要有十来个突击团，才能解决问题。还要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内部靠民兵，外部靠突击团。第五，配合战略反攻作战，其他工作一切都要赶上，不要迟。各方面都要有准备，特别是粮食和扩兵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因为打仗主要靠兵和粮食。他主张在华中、山东、河南等地扩兵，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让老兵当干部。扩来的兵可以使用迫击炮、掷弹筒。他还认为，尽管现在的困难还很多，但我们要加强胜利的信心，胜利是一定要得到的，通过战略反攻作战，黄河以北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得到的。参见朱德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这些建议和主张，实际上被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当日，毛泽东就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向日伪军发动全面反攻，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数万人。到1945年底，共歼灭日军1.37万多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歼灭拒绝投降之日伪军的重大胜利。
（三）及早预见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作战方式，提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准备应战的具体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予以采纳。1942年春，国民党不断挑起事端，中共根据周恩来提供的材料和所作的国民党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估计，于4月17日向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同志发出《中央书记处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指出：“有各种材料指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页。５月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应对国民党可能派军队向延安发动军事进攻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建议党中央要作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他说：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已有反共的象征，现在国民党的要人对抗战已失去信心，蒋介石有可能与日本妥协。因此，我们要作好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准备。他还提出了具体意见：要估计国民党“准备搞乱”，我们要作好“可能打起来”的准备，这种准备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准备大打”，一旦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我们要“采取内线作战”。他还进一步分析国民党军的作战方式说，胡宗南部有两年来没有打过仗，编了很多土匪部队，十几个师是老部队。他们的进攻可能是闪击战。因此，我们要积极准备，作好相应的军事布置。在兵力部署上，须从华北调来20个团，并边区现有20个团，共40个团，就够对付胡宗南。还要抽调一些人到部队及群众中工作，工作人员疏散以后有好处。多余的资财拖到保安去。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年4月17日。这些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会上提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决定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并决定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直属中央指导。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叶季壮为委员。联防军成立后，中共中央于10月又决定原留守兵团与联防军合并，萧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
果然，国民党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乘1943年5月中旬共产国际决定解散之际，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如朱德所料，胡宗南从担任河防的三个军中调出两个军，要以闪击战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在军事上要进行对各个教练的突击运动。干部也要学好各个教练。主要是射击、刺杀、掷手榴弹等技术教练运动。操练时只要头尾五分钟的讲话，主要是实地练习，不要夸夸其谈地教条式地多讲。他还提议对群众进行自卫军的军事技术教育。毛泽东赞成朱德的建议，表示：“同意总司令意见，组织全军的军事技术教育，各机关学校组织自卫军。”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3年7月13日。由于中共及时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由于解放区军民积极动员起来的准备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这次反共行动于同年秋被迫停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二、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地位和作用的建议
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没有一个为两党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纲领，加之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的路线，这个统一战线是不牢固的。如何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一直面临并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抗日战争的成败。中央经常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朱德在会议上多次发言，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朱德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思想和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成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并加强对全党的说服教育，防止被国民党吸引。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朱德不仅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还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争取成为统一战线的主体。他明确指出：要“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需要争取。从组织上、工作上迅速布置才能争取。后方的人设法移向外面去，后方庞大点，分散到各地去”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于8月27日又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进一步讨论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 27日。朱德表示赞同，并提出建议。他说：从苏区派到白区去工作的同志，应该具备起码的条件，就是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就会糊里糊涂被人家吸引。同时，在党内要进行说服和教育，提高全党的认识，要对这个问题引起警觉，要发挥吃苦耐劳的长处，打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他认为，只要广大干部和党员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锻炼，有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阶级觉悟，我们是能够吸引国民党，并且是有把握的。参见朱德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那么，怎样才能争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作用呢？朱德认为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用马列主义来解释和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使广大群众对其产生信仰，进而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抗战开始后不久，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1937年9月29日就提出国共两党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8月25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369页。一年后，朱德总结统一战线实践的经验，在1938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又一个深层次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是要进一步解决广大群众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的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枢纽。但是，现在群众对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信仰。我们要使群众相信三民主义，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充实三民主义的内容。同时，我们还要向全党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我们为什么拥护三民主义。他还建议将这一问题首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解释。参见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 月26日。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和解决中的问题，并且最终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得以解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相同部分，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即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7、688页。
（二）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基础作本钱。朱德认为，共产党既要有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还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两条，就谈不上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主体作用。他在1940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统一战线工作要有本钱有力量才能发展。我们愈有力量，对方便愈不敢惹我们，此外在党的力量上，在经济力量上都要建立基础，才能开展统一战线，才能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基础。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1940年12月13日。
（三）要提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群众中和在友军中的模范作用。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共产党要以天下为己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像八路军那样发动全军维持纪律，使八路军在友军中群众中起伟大的模范作用。参见朱德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6日。
（四）要争取中间力量。在1940年5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朱德详细报告了最近在华北的国共摩擦问题，并站在统一战线的高度总结经验说：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他的这一观点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插话说：“朱总司令的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要把顽固派当做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做顽固派打。”转引自《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页。
（五）要采取“硬”的立场应对国民党挑起的摩擦事件。朱德在领导华北抗日斗争中，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摩擦事件，“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的原则”《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841页。，予以坚决反击，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坚持和维护了统一战线。这成为朱德坚持统一战线的一个宝贵经验。1941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应对皖南事变问题时，朱德多次发言，建议党中央要采取“硬”的立场，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反击。一方面向全国宣传三年来抗战成绩，因为这方面过去我们宣传不够；同时向全国说明皖南事变真相，痛骂国民党。另一方面要乘他们向我们进攻时，顺手牵羊地消灭他们一部分。但是这种军事行动要有度，“军事上主要是防御”。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038页。还要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主要是争取军官。这个建议被会议采纳。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指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 “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新的时局好转）之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 27页。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电时，朱德再次建议对国民党蒋介石继续采取“硬”的立场。他说：蒋介石目前不能继续硬下去，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依靠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形势下，也不能再硬下去，我们的态度也不能再软下去，必须采取硬的态度。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2月23日。
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是非问题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党中央之所以把他留下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他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是非问题。 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38年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都只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而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对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深刻的总结，造成以往党内思想上的一些分歧继续存在，并且有新的发展，影响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另外，在错综复杂的恶劣环境中，因党的教育工作薄弱，新发展的数十万党员主要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来不及克服，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缺乏对真假马列主义的辨别能力。为了统一党的指导思想和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朱德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是非问题，主要是通过协助搞好整风来实现的。他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整风运动的关键时刻，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巩固全党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一直称病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整风会议，而当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和1943年3月张闻天农村调查归来后，他认为时机来了，对他们宣传说中央路线有错误，并要他们出来主持公道。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王明又乘机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等观点。这时，中央正准备召开七大，为了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胡乔木回忆说： “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1页。为了使高级干部认清王明错误的实质，朱德在1943年9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明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他还把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作比较，指出其相同点是：第一，都不要革命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第二，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第三，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第四，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第五，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不同点是：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42页。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已产生了真正领袖，这就是毛主席。”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9日。
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朱德曾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我们党在二十多年的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朱德还谈了如何服从党的领导的问题：“服从组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自觉的。”“如果自觉的话，对的要服从，不对的要讨论执行，再向上申诉抗议，提出问题来，但组织原则一定要服从。”参见《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5页。朱德的这些话，明确提出了全党要服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的领导。但由于在如何认识王明错误的问题上，高级干部还没有完全统一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提高。194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10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通报了这个决定，接着，他再次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宗派，并指出：“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转引自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响应毛泽东的指示发言，从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入手，深入批评“两个宗派”。他说：“通过学习，客观地看那些文件，有些问题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条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央。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42、1143页。胡乔木后来认为：“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1页。
由于朱德等的影响和作用，整风运动在全面深入研究和批评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巩固了全党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识。朱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大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也给予过他很高的评价。薄一波回忆说：“关于朱总的评价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最后说，朱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总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二）阐述了党的建设中要注意正确处理的两个重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袖与全体党员的关系。1938 年9月26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党内团结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好的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9月26日。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学习马列主义与学习军事、科学等其他知识的关系。1941年12 月1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党的干部都要进马列学院学习，这是很好的措施。但是，党的干部“只有马列主义不够”，要注意防止只学习马列主义而不注意学习其他“各种具体学问”的倾向，不要因为“马列主义高于一切”，就不注重学习其他科学知识。他认为，在学习军事知识方面，与国民党的军队相比，我们还有差距，因此，他特别强调党的干部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还要学好军事知识。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12月1日。
四、为解决边区严重经济困难提出重要经济对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也中止了对八路军一切正常的配给，加之自然灾荒严重，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就召开过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还发出了 “自己动手”的号召。但因经济困难到了极点，一年之内还不见大的成效。当1940年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时，虽然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取得了某些成绩，但仍然入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军队甚至几乎断炊。
朱德看到困难如此严重，深知必须采取重大措施，才能扭转局面。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情况，他邀请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以及从事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同到各地去调查研究工、农、商各业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言献策。他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就是，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目前出现的严重困难。1940年8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战中的经济困难等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将继续抗战下去，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家。那么，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呢？朱德提出总的办法，就是发展生产。194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要解决经费问题，总的解决办法，不是只靠精简人，主要是边区增加生产。要增加生产，主要是政府要把工作做好。政府要从发展生产和发展商业等方面着手，实行有计划的发展，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收获。他认为，延安地区民众的生产发展还不够，建议还要从发展毛织物、减少自卫军的操练等方面节省人力，增加生产；同时，要发展商业，如办总的合作社，实行公营商业。具体办法很多，如凡属边区生产能够代替外来品的，都以土产代替，禁止入口。为了解决发展商业的运输问题，他主张利用部队的马匹组织运输队，如一二○师可以大批减少马，用减下来的马组织运输队。将来生产发展后，部队的供给可以用货物代替，不发钱。朱德提出的这些建议和主张，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9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朱德的提议，专门讨论了发展边区经济的毛织工业、盐业、皮业等问题，以及抽调人力参加工业和目前不要限制边区经济发展等问题。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4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9月11日。
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07、208页。为了把毛泽东的意见落到实处，朱德在会上发言，提出了发展边区经济的5个具体建议：一、边区地广人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收公粮11万石，现在收9万石不困难。农民要求一次收完，民众最怕经常零星的要粮。二、抽毛羊税（不用累进办法）要快收，边区能发展到2000万头羊崽。三、盐的运输方法要改良。盐池到平圈山由公家运输用大车，山路由民众的牲口驮，沿途设运输站，政府设骡马店、堆栈，开设酱菜园，制蜜枣。四、要发展林业和农业，要到外边请工人自制木器，能做木碗、木杓、木桶等。五、提议中央决定到华北各地招收儿童一万人，开办职业学校及工厂，准备长期生产计划。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93 页。
大生产运动初见成效后，朱德又进一步建议中央采取发行纸币增加资本以发展生产的方针。他是在1941年3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的。他说：实行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办法以后，各方面有了成绩，现在要加紧检查督促。关于纸币问题，增发200万元是不多的，目前必须靠发纸币解决问题。现在有些地方缺纸币，生产方面更要增加资本。解决边区的财政问题，总的方针是要从经济方面来解决财政问题，使军事、边区与中央三方面合作，实行相当的调剂，使三方面有利，同时也不要挤倒商人。发展生产途径很多：如毛纺织，过去由工业处垄断，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如生产盐，三边地区盐池比四川自流井还好，能运出去可获利很多，要用大力抓，组织群众及部队挖盐运盐。参见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这个建议得到与会的许多同志的赞同，建议中央努力实行。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明确指出：“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80页。
朱德提出的解决抗日根据地严重经济困难的思想和主张，很多被党中央、毛泽东或者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吸收采纳，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当时就得到很高的评价。1940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称赞朱德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贡献了“很多宝贵意见，对于我们明年的生产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转引自《朱德传》（修订本），第609页。。后来，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先后就生产问题作了三次讲话，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张和观点，如：陕甘宁边区有的是土地，只要用军队开展屯田运动，自己就能解决经济困难；要发动边区人民参加大生产运动，把各种各色的生产事业搞起来，用这个做主体，其他事情就好办一点；要以陕甘宁边区生产的盐外运换取外面的东西；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搞好，这是建设新中国的基础的工作参见《朱德传》（修订本），第624页。等等。朱德的讲话得到大会极高的评价，称他“对每一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对毛主席提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做了很好的补充”《陕甘宁边区党高干会议情况》，1943年1月24日。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主张和观点，对党的战争理论及其实践、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实践，以及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是非问题和彻底解决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充分表明，从全国性抗战一开始到党的七大召开前，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不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辟了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建立下不朽功勋，更重要的是，他还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共中央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战略决策，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成为协助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军队的不可或缺的成员。正因如此，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作者庹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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