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经济发展

“重农抑商”与“大明宝钞”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元顺帝统治时期，一位披着破烂袈裟的青年和尚溶入了红巾起义的洪流中。后来他成了一只军队的首领，经过了艰苦的南征北战，击败了各方势力并终于把蒙古人赶回了草原，建立了明朝。
那位青年和尚就是朱元璋。后世称其为明太祖。他所接受的天下，与历来改朝换代的时期相似，刚刚经历战争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有见于此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垦荒，进行屯田，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另外明朝推行的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产生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行为，为倭寇的进犯埋下了祸根，明朝整个货币体系以白银为主。这与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有很关系， 大明宝钞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该低币贯行于明朝二百七十多年。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明洪武七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第二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由于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以失败告终。 纸币发行的失败变相的抑制了商业的发展，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在携带，安全性上大打折扣了，同时国家因为害怕贵金属流失动摇国本毕定会限制商贸活动 ，商业的发展受阻实际就延缓了东西方通过商贸上往来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发展刚刚产生的不均衡性没有抓住因为元朝的灭亡这个契机而得到大踏步的缓解是十分可惜的。


张居正与“一条鞭法”


众所周知从明朝存在开始，特别是中期的明嘉靖、万历朝基本就没有停歇与周遍民族的摩擦和战争，连年的战争及统治集团的腐化，使得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经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嘉靖九年（1530），一个新的赋役制度，由张居正提出，并得到了嘉靖的肯定，颁布推行全国加以实施。这个制度初名条编。后因为编又作鞭，就被叫作“一条鞭法”了。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一条鞭法的实行，在役银编征方面打破了过去的里甲界限，改为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将一州县役银均派于该州县之丁粮。编征时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役银由户丁的摊入地亩的比例可以归纳为3类：1.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以州县为单位，将役银中的小部分摊入地亩，户丁仍承担大部分役银。2.按丁田平均分摊役银，即将州县役银的一半摊入地亩，另一半由户丁承担。3.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即将州县役银中的大部分摊入地亩，其余小部分由户丁承担。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张居正可谓明朝的第一良相，他这条制度缓解了劳动人民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在其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了。


小结


在我们关注明朝覆灭的原因时，我们大多注意到了清朝的强悍，农民起义及明朝政府的腐败上来，但是我们长期忽略的一点确是明朝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处于经济困扰中的国家，哪怕是在其强大的时期，也没有能够充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超负荷的保持着庞大数量的军队固然是其政府开支不足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其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继承来的“重农抑商”这个不和时宜的方针产生的影响确是不可估量的。东西方在经济上的思维差别在这个时期显现了。就在中国的封建的统治阶层疯狂的吞噬着“农业社会”的终极财富土地，弄的人民民不聊生时，在西方同样的一群贪婪的人却在打算着，走出去，推销自己的宗教和商品顺带着掠夺一切可以看到的实惠东西。最终这个东方的强国没有通过自己庞大的军队来保住自己，他被自己的子民所推翻，因为他的子民已经不能忍受他的贪婪，新的经济模式的萌芽刚刚艰辛的抽出嫩芽就被无情的摧毁了，而几乎在同时西方各国却开创了他们自己梦幻般的航海世纪开始对世界财富的追求。


读者评论：

明朝的经济当然比唐朝发达多了，因为社会生产力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

明朝人口达到1.5亿，农作物产量提高了，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另外，明朝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国力也很强盛，明成祖就说过：“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从前期的七下西洋，六征蒙古，到后期的抗日援朝，收复澎湖，都打出了中华国威。

明朝也是唯一对外不和谈，不和亲的汉人王朝。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萎缩。  

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奥尔布里希特的计算，1600年以前，欧洲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16世纪初，欧洲没有一座突破2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5座；直至16世纪末至l7世纪初期，人口在15万以上的商业城市才上升为4座。

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