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是一位身经百战，打遍大半个中国的开国上将，读书万卷的军中教育家。他在九死一生的战争岁月中坚持写下的含血带泪的日记，是那场远去的革命的原生态记录。爱不释手地读完《陈伯钧日记 文选》后，深深浅浅的感想不断。我准备写一些读后感，作为我对这位耿直赤诚而又命运多舛的将军的敬意。
轶事，真真假假。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网络上，陈伯钧好像首先是同以下几起轶事联系在一起。
一 被钟伟用枪顶住脑门不许撤退
此事的大致说法是:
49年渡江后，钟伟的49军在湖南中了白崇僖的埋伏，指挥作战的兵团副司令员陈伯钧下令撤，钟伟不同意，坚持顶着等援兵，否则全玩完。陈说他是副司令，他说了算。钟伟拔出手枪顶住陈的脑门吼:“再说撤，我就先毙了你！”
其实这是一个在不少有声誉的军事论坛被军事大侠早已证伪的东西，登载过此事的三联生活周刊也为此公开向陈上将家人道过歉。可是对所谓《亮剑》主人公李云龙原型钟伟的炒作不减，这一满足某些人猎奇心理的传言还是在网上比比皆是，并曾被一个以写真真假假的将帅轶事出名、曾因失实被人告上法庭的作家传播。
陈是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及45军军长，钟是13兵团49军军长；陈指挥45军胜利进行衡宝战役受到嘉奖，钟在青树坪战斗中失利向四野总部做检讨。天底下会有一个打了败仗的军长跑到另一个打了胜仗的兵团，用枪顶着人家副司令的脑门这种事吗？始作甬者，无疑是想烘托钟伟的个性。钟伟少将有个性，但陈伯钧上将也有血性。草地分裂时，有几个人当面顶撞张国焘？那才是真有杀身危险的时刻！在反教条主义运动时，陈伯钧的保留意见曾被白纸黑字地写进报告。
二 少将名片事件
此事的大致说法是:
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就是所谓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
很多文章隐去了这件事主角的名字，但也有的直接点明就是陈伯钧。这件事传得很久，也很广，但最初出处在哪里？我至今没找到。陈的井冈山战友江华在回忆录这样写到:
“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
这个描写很生动，细节也丰富，但仍令人将信将疑。而陈伯钧自己，在日记中，有另一个说法:
“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这样做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未批评过我们。”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红军时代到抗战初期，陈伯钧确实有点过于自信而不通人情世故，他因此及其它原因后来吃了不少苦头。因一张名片让毛泽东心中不快还不自知，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好歹也是在中央苏区就当过军长的人，真能被国军旅长一职烧晕了头？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秋，后来传遍了边区，连漫画家华君武晚年回忆录都提到，陈伯钧本人却直到1944年，贺老总来信质问，才得知。真是饱读诗书，不谙世事呀。不论如何，我不相信从未满17岁起就与国民党浴血奋战，多次身负重伤，对与国民党统战工作既不擅长也乏兴趣，因而被毛批评为“统一战线中太清高”的陈伯钧，会被统一战线“统到国民党那里去”。
三 走火伤人
在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教导队，年轻的区队长陈伯钧修理手枪时走火，使自己的同乡吕赤队长丢了性命。这事为众多的回忆录记载，陈自己的日记中也提到过。我好奇的是，陈伯钧当初受的什么处分。
按陈士榘的回忆，陈伯钧被判打手心一百下，打到二十下时，大家求情保下。
而张令彬的回忆，则是“免除这位区队长的死刑，给予行政处罚”，没有提打板子的事。
描写谭政大将的传记作品中，毛要求陈汲取教训，没有进行体罚。
此事发生在古田会议的两年前，毛泽东有没有体罚犯下重错的陈伯钧呢？
四 贵县让房和请客
这件事是最无关紧要的，但上了正史大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陈赓传》。大意是四野大军南下，陈伯钧驻防广西贵县时，陈赓部队路过。陈上将为表心意将自己的司令部让出给陈大将，自己搬到一个不适合当司令部的旅店。而陈大将看透陈上将的心意，将陈上将从客店赶走。陈大将还在陈上将请客之前，就带领一帮参谋下人家厨房将好菜先吃光，上了饭桌让陈上将尴尬。
从陈伯钧的日记来看，这又是一个失实的传闻。按陈伯钧日记的一贯写法，当天只要写日记，总是明确写明当天住哪里，行军从哪里到哪里，决不会司令部搬家而不在日记中记载。陈赓1949年12月27日到达贵县，12月30日离开。而陈伯钧从陈赓来之前两周开始到陈赓离开后一周为止，都“驻贵县沈家”。从陈伯钧个性来说，他为人热情，交游广泛，但并不虚礼圆滑。他责任心极重，不会为了向一个路过的友军表示客气，而让自已的司令部穷折腾。
另外，陈赓路过时他只在12月27日曾请客并记载如下:
“晚餐本决定在十六时开饭，但因为我们请客的人不专心、被请的人又过于客气之故，一直延至十八时左右才吃成。除陈、郭等不愿喝酒外，其他干部尚不拘形式地尽欢而散。结果还是我们的徐处长喝醉了。”
由此可知，陈赓不只没有过于随便地扰乱陈伯钧的厨房，甚至表现得过于客气。
陈伯钧是个严于剖析自己的人。一生中，公正的，过火的，错误的处分以至于批判都没少受。上至毛泽东，下到他任军长时司令部里的绘图员，对他的批评和意见他不知在日记中记了多少处，自我的反思更是时时可见。我想，如果他在天有灵，知道我们臧否他一生的成就，战场上的军功的大小，教条主义的有无，军调小组工作的得失，即便是有不当或不恭之处，也一定会从容面对。可是如果被告知那么多军迷只从“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被钟伟用枪顶住脑袋不许撤退”传闻中得知他的大名，他的心境，可能会和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不公正批判一样悲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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