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自赤壁之战烧船自退5年之后，亲率40万大军自合肥南下再攻孙权，孙权部早有准备，在淮河至长江的河流险要处修筑濡须坞口，水路配合，顶住了曹操的进攻，双方和谈退兵。此时，凉州马超再次起兵，曹操率领主力部队用兵西北剿马超平张鲁，行前曹操对东南方向防御孙权的合肥前线的指挥机构，却做了一系列奇怪的安排。
1、军队的主将没有用曹家或者夏侯家这样的宗亲，而是任命了张辽、李典、乐进这三位外姓将领集体领导。
2、无论在演义还是正史中，都提到了这个领导班子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张辽和李典素来不睦。
3、曹操临行前，留给了护军薛悌一个写着“贼至乃发”的“锦囊”，战端甫起，众人打开锦囊，里面却不是传说中的妙计，而是一个看似平常临战指挥人员分工—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
但就是这个看似有些不和谐的指挥部，不仅守住了合肥，还打出了一个辉煌的战果，并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公元215年，孙权得到情报，曹军主力西征，合肥仅七千人马驻防，刚刚将行政和军事中枢迁到长江流域建业(今南京)，并在一年前拿下合肥南部的重镇皖城的孙权，此时踌躇满志，准备抓住战机，夺取合肥，将战线向北推进到淮河流域。
面对突如其来的10万吴兵，三位曹军将领却出人意料的携手团结起来，张辽率领八百精骑组成的敢死队，夜袭立足未稳的吴军大营，并直扑中军，孙权被逼上一座小高地，张辽挥舞长戟马踏连营，大喝“张辽在此！”，要孙权下来和他大战三百合，吴军发现曹军虚实后四面围定，张辽在李典的接应下，杀了个几进几出后全身而退，首战失利的吴军士气大挫，攻城又旬日不克，便开始撤围，当吴军大部队渡过逍遥津，北岸仅剩亲自断后的孙权和少数将领及卫队亲兵时，张辽、李典、乐进出人意料的倾巢出动发起反攻，混战中，渡口的小师桥桥面被毁，孙权在其卫队长谷利的协助下，飞马越过断桥，才逃过了被俘杀的厄运，吴将甘宁、凌统披甲遁形，仅以身免。自此，张辽威震逍遥津，步入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时刻。
曹操的组织结构安排隐含了什么玄机，让这个貌似有些拧巴的领导班子取得了如此战绩？
1、宗族将领中，夏侯渊作为曹操的军事接班人，正在西北战区拒马超，稳重的福将曹仁在荆襄方向与关羽对峙，长于内政的夏侯惇则要守卫许都京畿，曹洪不是能独当一面帅才，曹家的“千里驹”曹休和曹真年纪尚轻，都无法担当一个战略方向的统帅，因此，曹操只能派出外姓将领。
2、仅七千人马，曹操却安排了3位同级别的上将，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在权力同持的情况下相互监督制约。李典和张辽的不和，是因为张辽投曹操前，在吕布军时期，参与杀害过豫北豪强李家的族长，那正是李典的叔父，这并不是能够一笑相泯的恩仇。曹操正是利用这一点，让这个领导班子的人员之间能保持距离，不会形成山头小集团。
3、曹操在锦囊令中，让有矛盾的张辽李典联袂出击，因为在两人一起临敌状态下，为保全自己的利益和性命，必然的会将恩怨暂时放下，一致对外。而与两人都没有矛盾的乐进守城，必然也会尽力支援两位出击的将领。
事实也的确如曹操预料的那样，当打开“贼至乃发”的锦囊后，“诸将皆疑。(兵力悬殊，出战的话怎么能赢呢？)。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等到救兵赶到)，彼(孙权军)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这是叫我们在他们还来不及合流之前袭击他们)，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辽恐其(李典)不从，而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
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逍遥津一战的胜利，固然是张辽等诸将的英勇所得，但曹操作为最高统帅，不仅用对了人，而且还娴熟的运用制约与激励机制，优秀的统帅往往同时都是一流的管理大师。但更耐人寻味的是，当逍遥津大捷之后，曹操便立刻将这个刚刚形成的坚强战斗集体拆散。
利用与防范并存------这就是帝王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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