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17年是多事的一年,李世民被齐王、太子、魏王一连串的谋反事件弄晕了头。当他下定决心立晋王治后,他决定召在并州呆了十多年的完美大将李勣,让他来担任宰相,并辅佐新太子。由此,侯君集的位置被李勣所取代。
之所以说他完美,是因为他在武艺、谋略、文辞、做人处世等方面都很出色。李靖过于忠厚,侯君集过于刚愎;薛万彻太卤莽,李道宗太柔弱;程知节头脑简单,尉迟敬德匹夫之勇。李勣却是无可挑剔。这个落草的富家子二十就成了大将,武德6年后,大将的一般排名是李孝恭、李靖、李勣;贞观4年后成了李靖、侯君集、李勣;贞观17年是李勣、李道宗、薛万彻。这些人中,李绩是小字辈,但战绩是不俗的:破刘武周,灭王世充,败刘黑闼,平徐圆朗,南定江淮,北镇突厥驱薛延陀,东征高丽。特别是19年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伐高丽,完全是李勣的个人表演舞台。
但是很奇怪,李勣虽然出自秦府,李世民也知道李勣并不比侯君集、尉迟敬德差,可是却长期没有用他。把李勣放在并州要塞,表面上是没有李勣不行,但李勣决不仅仅是只能做边将的人;尉迟敬德武力第一,为何不叫他去?我想原因在于李世民早就知道李勣比谁都完美,所以对他不放心,根本不想重用他。要不是17年出了乱子,侯君集被杀,朝中没有大将可主持局面,也许李勣会要在并州干一辈子。
李勣入朝不久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他做药引,李勣大受感动;接下来的一次宴会上,李世民当着群臣的面将李勣定为托孤大臣,还说:卿往不负李密,必不负朕。这两个故事历来为人称道。我刚刚读唐史时,也为这两个故事感动过。当后来读到李世民临终前贬掉李勣,然后交代李治上台后马上召回他时,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收买人心罢了。其实李世民提到李勣不负李密时,就已吐露了他对李勣的顾虑。李勣是何等聪明的人,接到调令后,家都不回就去了任所。更高明的是,李勣后来还可以在重重猜忌下,一面拥大兵权在手,一面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不走。尽管李家父子很不放心,却是欲罢不能——还有谁可比李勣更合适?
在出兵高丽的问题上,李勣是李世民的支持者。李世民亲征是很多大臣都极力反对的一件事,只有李勣等少数几个人叫好。李勣当时已是宰相(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却依旧希望能够拼杀疆场。结果李世民让他重新披上盔甲,引军入了辽东。李勣打了很多胜仗,没吃败仗,但相持不下的战役是有的。即使这样也未能挽救唐军失败的命运。不过主要原因倒不在李勣,而在李世民自己:太过自信而错误地估计了战争的形势。
我看李勣也未必是喜欢打仗,他只不过是感到自己在外镇太久,新来乍到做宰相,在老前辈面前无法立足。而如果高丽一战胜了,那自己就可以做众人的马首,地位安如泰山了。回朝以后,李世民自己反省了一番,并没有责怪李勣,所以李勣照旧做宰相。但是气还是要出的,结果宰相刘洎和不争气的大将张亮成了出气筒,糊里糊涂就被处决了。
李世民很清楚李治很难控制李勣,所以教给李治一套恩威并用的方法。自己先把李勣贬到叠州做刺史,然后让李治把他召回做宰相,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李勣感激李治,从而死心塌地为李治做事。这种伎俩李勣岂会看不穿,只不过他确实没有造反的意思,也就不必捅破它,老老实实做官就是了。翻翻史书,可以发现李治时期的李勣收敛了很多,有时还说一些阿谀的话,这在贞观是不曾有的。而他的官却越做越大:从刺史到兵部尚书同三品到右仆射到司空同三品。简直不比贞观的房玄龄、长孙无忌小。
李勣死的前三年的冬天(666年12月),他还挂帅辽东,再次出兵高丽,这一次终于攻破平壤,算是胜利而回。唐太宗到唐高宗为了这个半岛,发动了大小十余次战争。大战不行就改骚扰;陆地不行就改海战;高侃不行就换薛仁贵;薛仁贵不行又换了苏定方。一时间名将辈出,除了以上这几位,还有任雅相、刘仁轨、庞同善等等。但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还是第一次出兵高丽时的主帅——英公李勣。
李勣大概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旧小说将他写成诸葛亮式的军师。说起来,他也的确很有儒将风度,从善如流,但是又绝不乏勇敢与霸气。今天人们都很怀念大唐的强盛,但是如果没有李靖、李勣这几位,那么这种强盛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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