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里面的丁春秋和他的星宿派，在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中，都显得特别怪异和荒诞，想来是笔意深长，有所意指吧。
丁春秋和星宿派最大特点有二，一是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特别凶残恶毒、令人发指、不合常理；二是整个派别以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为荣，毫无廉耻之心。
先看第一个特点，挑选接班人。
按星宿派的规矩，师兄姐弟妹排行是以功夫强弱而定，不按照入门先后。这个规矩正是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法门。大师兄权力极大，是门派的传人，做师弟的倘若不服随时可以武功反抗，那时便以功夫定高低。倘若大师兄得胜，做师弟自然是任杀任打，绝无反抗的余。要是师弟得胜，他立即一跃则升为大师兄，转手将原来的大师兄处死。师父睁睁的袖手旁砚，决不干预。在这规矩之下，人人务须努力进修，藉以自保，表面上却要不动声色，显得武功低微，以免引起大师兄的疑忌。所以萧峰才说他们“相互间常常要争夺残杀，那还有什么同门之情、兄弟之义？”
毫无人情，毫无人性，这就是丁春秋和星宿派的第一个特点。
星宿派的第二个特点，书中已多次描述，就是马屁、法螺、厚颜三门神功。
且看丁春秋的出场：
只见西北角上二十余人一字排开，有的拿着锣鼓乐器，有的手执长幡锦旗，红红绿绿的甚为悦目，远远望去幡旗上绣着“星宿老仙”、“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威震天下”等等字样。丝竹锣鼓声中，一个老翁缓步而出，他身后数十人列成两排，和他相距数丈，跟随在后。
说中这段描写令人莞尔：
包不同道：“众位老兄，星宿派的功夫，确是胜过了任何门派，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众弟子大喜。一人问道：“依你之见，我派最厉害的功夫是哪一项？” 包不同道：“岂止一项，至少也有三项。”众弟子更加高兴，齐问：“是哪三项？”包不同道：“第一项是马屁功。这一项功夫如不练精，只怕在贵门之中，活不上一天半日。第二项是法螺功，若不将贵门的武功德行大加吹嘘，不但师父瞧你不起，在同门之间也必大受排挤，无法立足。这第三项功夫呢，那便是厚颜功了。若不是抹杀良心，厚颜无耻，又如何练得成马屁与法螺这两大奇功。”他说了这番话，料想星宿派群弟子必定人人大怒，一齐向他拳足交加，只是这几句话犹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岂知星宿派弟子听了这番话后，一个个默默点头。一人道：“老兄聪明得紧，对本派的奇功倒也知之甚深。不过这马屁、法螺、厚颜三门神功，那也是很难修习的。寻常人于世俗之见沾染甚深，总觉得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坏的。只要心中存了这种无聊的善恶之念、是非之分，要修习厚颜功便是事倍功半，往往在要紧关头，功亏一篑。”
包不同本是出言讥刺，万万料想不到这些人安之若素，居之不疑，不由得大奇，笑道：“贵派神功深奥无比，小子心存仰慕，还要请大仙再加开导。”
那人听包不同称他为“大仙”，登时飘飘然起来，说道：“你不是本门中人，这些神功的秘奥，自不能向你传授。不过有些粗浅道理，跟你说说倒也不妨。最重要的秘诀，自然是将师父奉若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个屁……”包不同抢着答：“当然也是香的。更须大声呼吸，衷心赞颂……”那人道：“你这话大处甚是，小处略有缺陷，不是‘大声呼吸’，而是‘大声吸，小声呼’。”包不同道：“对对，大仙指点得是，倘若是大声呼气，不免似嫌师父之屁……这个并不太香。”那人点头道： “不错，你天资很好，倘若投入本门，该有相当造诣，只可惜误入歧途，进了旁门左道的门下。本门的功夫虽然变化万状，但基本功诀，也不繁复，只须牢记‘抹杀良心’四字，大致也差不多了。”
好一个“抹杀良心”，道尽人世丑恶。
看了丁春秋和星宿派的两大特点，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面熟，似曾相识。
知人论世，想要对丁春秋这个人物有深入的解读，还是应该了解一下金庸的生平和政治倾向。
现在人们对金庸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杰出的武侠小说作者，其实金庸是以政论而名于世。从金庸的政治光谱来看，有一个从右到左的嬗变。很少有人知道，在文革中，香港的左派企图暗杀金庸，由此也可看出金庸当时的立场，是如何令左派不快和愤怒。
1967年， “文革”波及香港，酿成了“六七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斗争”）。面对“六七风暴”，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他完全是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所以，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他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著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图文并茂，引起很多市民围观。
金庸执掌《明报》，以笔为武，以文议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坚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胆识，与香港左翼《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展开了一系列笔战。此为金庸与左翼阵营“决裂”之始。对于陈毅针对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共的制裁，撤走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金庸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的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
金庸的这种政治立场，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武侠小说创造中来
《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一九六六年完成。
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爆发的前夜，个人崇拜盛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共产风”、“浮夸风”等等，恰如包不同所言三功：“马屁、法螺、厚颜”。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金庸的用意。再联想金庸笔下的“日月神教”和任我行、“神龙教”和洪安通，不就更加明了金庸的笔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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