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彪的战绩和评价

关于广阳伏击战，是我失记了，很抱歉。我过于相信自己的记忆，把120师在雁门关的战斗和115师与129师在广阳的战斗混在一起了，如果当时查一下书就好了。在网上有《一一五师征战录》一书，对广阳战斗的描述是这样的：


“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山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并指挥第129师和115师的主力，积极打击沿正太铁路及其南侧西犯之敌，以配合友军的作战...4日13时，敌先头两个联队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而其辎重队处于115师的伏击地域之内。决定采取避强击弱的原则，放过其先头主力，对其辎重队发起突然攻击，将其分割成数段，经过4小时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在这次作战中，115师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115师伤亡200余人。这是115师继平型关战役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这里的叙述基本上是准确的。不过，歼敌人数不应该是“1000余人”，而应该是“近千人”。手头一些较权威的书上，如89年版的《辞海》、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61年应该不存在贬低林彪的可能，此书的说法是：“129师386旅和115师主力在广阳和沾尚镇之间歼敌近1000人”）、解放军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均采用“近千人”的说法。有的书上，也有用“千余人”或“一千二百余人”的说法，这是将129师7日在沾尚镇歼敌250人一起计算在内的，如86年《中共党史资料》第20期中，罗焕章的一篇文章就用了“一千二百余人”的说法，即“129师...并于十一月上旬，协同115师主力，在广阳地区歼敌一千二百余人”。《一一五师征战录》一书把两次战斗的结果加在一起，却没有提到129师，但总的来讲，这里没什么大的出入。

那么为什么广阳伏击战不像平型关战斗那么出名呢？是中共有意不宣传林彪的结果吗？我认为不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广阳伏击战是八路军为配合太原守卫战采取的一系列战斗之一，在广阳一带，115师、129师均有频繁的战斗。从战果来说，仅129师在广阳附近之七亘村、黄崖底、沾尚等战斗的歼敌数量，也已经超过了1000人。同样，仅115师之师部及343旅在各处频繁战斗的歼敌数量，也早就超过了1000人。它相对于八路军给日本军的第一次打击——平型关战斗——来说，意义当然要小得多。所以一般不太强调广阳战斗，也是正常的。

2.从战术角度来说，广阳伏击战并不突出。115师伤亡200余人，取得歼敌近1000的战果，敌我伤亡比例约5：1，应该说是很漂亮的了，但较之129师黄崖底战斗（我伤亡30余，毙伤敌300余，敌我伤亡比例约10：1）来说，还是略有逊色的。

3.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的战斗（从整个战局看，是游击战性质，但单就八路军本身来看，仍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形式上还是运动战），对整个以保卫太原为中心的战局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仅11月份，115、129师于2日、4日、7日均曾予敌以打击，但8日太原照样还是失守了。这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性作用”。正因为焦点不在此，所以提到的也少，这也是正常的。比如手头上有一份32839年《文汇年刊》上有“全面抗战的展开”长文，对当时战局，以及八路军的活动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如平型关战斗甚至认为将敌坂垣师团几乎全歼，但对太原保卫战，除了总述八路军在雁门关、广阳附近对日本运输线的打击以及对正面战场的支援外，并没有单独提出广阳或其它地方的战斗。很明显，由于当时关注的焦点还是太原，而太原又很快地失守，这就使这一系列战斗的价值大大降低了，这并不独以115师之广阳战斗为如此。

4.在一段时期内（尤其是“文革”中），很多事实、很多人的评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并不仅仅是对林彪一人的评价问题。而对这种扭曲，林彪也是有“贡献”的。把“朱毛”在井冈山的会师，说成“毛林”，就是一例。长期以来，平型关战斗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但我们看到在庐山会议常委会批彭德怀时林彪的发言：“平型关战役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时，不禁要想，当事
人的评价如此，还指望别人怎样呢？总不能目之为“林总”的“谦逊”吧？较之《彭德怀自述》中对百团大战的认识，岂非霄壤之别？

本来是谈关于《血红雪白》中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也对某些报告文学的胡编乱造不满，但现在话题好象变成对林彪的战绩及其评价的问题了。我并不反对比较。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原则上也不错。但比较不是随便拉几个例子比一比，就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我认为：

一、比较必须在同一质的基础上。拿一个勇敢善战的少尉和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来比较谁更高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不在同一层次上。比如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不少战役战斗是他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六战五胜，一战打成消耗战，或胜或败，都和他有直接关系。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虽然重大的战役战斗他仍然要关心，但作为统帅，主要关心的是战略决策问题。要进行比较，也应该是关于战略决策方面的东西。有些战区指挥官决定范围内的事，比如原来的决定是坚守某地，战区指挥官根据当面情况认为应该撤退，而又来不及请示，当机立断地撤了，这样的事，就不适合拿来作比较。又比如，红军时期粟裕的任职低于林彪，长征后林跟随主力，而粟打游击，拿打游击的粟裕和随主力行动的林彪来比高明，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再比如，平型关战斗和广阳战斗都是奉了八路军总部命令的，说林彪高明也可以，说朱彭高明也行，如果拿林和朱彭作比较，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不在一个级别上。如果是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和彭德怀在某些战役方面就可以比较了，因为彭虽然是解放军副总司令，但他的主要精力在指挥西北野战军，这时彭和林一样，是战区范围的指挥官。

二、比较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仗打的多，败仗也多。拿一个一战一胜，胜率百分之百的将军和一个百战九十胜，胜率只有白分之九十的将军来比，谁高明？不那么好说。同样，我军的实力、敌人的实力、打仗的方式和规模都和伤亡的大小有关，笼统地讲伤亡小的一定高明，也未必。所以，如果单以黄崖底战斗和广阳战斗来比，说刘伯承就比林彪高明，也没有那么简单。

以整个解放战争来说，东北的情况和其它解放区比较，要优越得多。到45年底，共有冀热辽、山东、华中的部队约11万人到达东北，另外还有100个团架子的干部共两万人，其中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0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政治局委员4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它解放区均无此条件。蒋军45年11月攻打山海关时，有13、52、94三个军共约8万人，而共产党在锦州至山海关和承德一带兵力达10万人（《中共党史研究》90年增刊，杨奎松文）。

虽然林彪的部队有长途跋涉、缺乏训练、“七无”等问题，但装备有改善、兵力超过对手、且只一面受敌，这在国共内战史上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条件，也是其它解放区所无法比拟的。至46年4月，国军在东北的兵力达到7个军25万人（包括“五大主力”之新1、新6军），东北民主联军兵力则达40万（《中共党史研究》90年增刊，杨奎松文），4月苏军撤退后又获得包括轻重机枪2万余和火炮几千门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有了大的改善。至8月，国军在东北仍然是7个军25万人，加地方武装共约40万，东北民主联军经四平之战以及整编，总兵力下降为36万。经“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到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46万，与国军48万的总兵力趋于平衡，在机动兵力上超过了蒋军。4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中指出：“我军山东有27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赓）有13个头等旅，14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32个旅。”（这时东北的军力上升为各解放区之首。47年秋季攻势后，东北民主联军全军73万人，野战部队42万。

48年春，林彪的部队就达到了空前的103万，其中野战军70多万。东北的蒋军则总数为50余万。（国防大学出版社，《第四野战军》、广西出版社《毛泽东与林彪》）再看其它野战军：西北，46年4月整编后兵力共2.8万，当面之敌胡宗南集团25万人（同年3月）；47年7月底达4.5万人，同年3月至8月，胡宗南部增至34万；47年10月，兵力达7.5万余人，年底达11万，其中野战军7.55万，敌总兵力下降为31万；48年7月，西北野战军共6.8万，加地方武装总计10万余，胡宗南部共40万，直接参与作战的人数为28万。（国防大学出版社，《第一野战军》）晋冀鲁豫和中原，45年8月改编时，约29万人；46年10月增加到31万；47年5月，42万人；刘邓6月30日以南征野战军12万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后，至49年2月整编后，二野共28万。（国防大学出版社，《第二野战军》）

华东和山东：随罗荣桓赴东北的有山东5个主力师9万余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3.7万余人，45年11月，华中野战军约11万人，山东野战军7万余人，进攻华东的国民党军40万；46年6月，进攻华东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近50万（包括山东）；47年2月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军为实施重点进攻，集中了约45万兵力，包括“五大主力”之五军、整七十四师、整十一师，华东野战军主力27万人。（国防大学出版社，《第三野战军》）国民党军总的分布情况：46年1月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在中原21万；苏皖27万；山东328万；晋冀鲁豫25万；晋绥9.7万；陕甘宁15.5万；广东和海南7.5万；东北16万（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南京政府的覆亡》）。

47年3、4月间重点进
攻开始时，分别在陕北、华东集中了23万和45万兵力。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据48年1月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至47年12月底，国民党军在东北32万；晋察冀15.5万；晋绥7.8万；西北17万；山东苏北30.5万；豫东5.7万；后方328.6万；对付陈谢、刘邓、陈粟分别为10.6万、30.3万、12万。48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的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军在南线的中原集中了75万兵力，华东36万，西北30万，北线的东北43万，华北51万。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战争开始到48年，大部分解放区敌我的实力对比都是敌强我弱，兵力对比大部分在一点几到三、四比一，最困难的是西北（兵力对比在10：1左右，宜川战役前后才降到5：1，仍然是最困难的地区），条件最好的是东北，大部分时间内，敌我军力对比差不多，甚至我军稍好一些。

有了对敌我情况的大致了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战绩了：
我先列出林彪在东北的一些较大的战役和歼敌人数，再和刘邓及陈粟比较一下。

东北：秀水河子（1600）、四平保卫战（10000）、鞍海（6016）、新开岭（9100）、三下江南四保临江（43000）、47年夏季攻势（83200）、秋季攻势（69800）、冬季攻势（156470）、辽沈战役（472000）。入关后参加平津战役。

刘邓：上党（35000）、 邯郸（30000）、出击陇海路（16000）、南同蒲路（12000）、定陶（17200）、临浮（5500）、巨野（5300）、堙城（8500）、滑县（11800）、吕梁（16000
）、巨金鱼（28000）、汾孝（11390）、出击豫皖边（9000）、豫北攻势（40950）、晋南攻势（14800）、鲁西南战役（0110）、进军大别山（8500）、进军豫西（31000）、张家店（5600）、高山铺（12660）、伏牛山东（9300）、大别山反清剿（11720）、平汉陇海破击战（45100）、临汾（25000）、宛西（21700）、宛东（12000）、襄樊（20500）、郑州（11270）、淮海战役（131000）。

陈粟：津浦路徐济段（8800）、胶济路东西段保卫战（12600）、苏中战役（53000）、朝阳集（5000）、两淮（14000）、平安（15000）、盐城保卫战（6000）、宿北（21000）、鲁南（53000）、莱芜（60000）、泰蒙（24000）、孟良崮（32000）、南临（16000）、沙土集（10000）、进军豫皖苏（10000）、陇海路破击战（14000）、平汉线战役（45000）、洛阳（328900）、豫东（90000）、济南（104000）、淮海战役（有的战役，如粟部退出苏皖后苏皖解放区部队打的仗，以及华野外线出击后内线兵团打的一些仗，就不列出来了）。
一野的情况就不详述了。

整个解放战争（包括渡江战役之后）总的歼敌人数：最多的是三野，二百四十余万；其次二野，二百三十余万（不包括剿匪）；第三才是林彪的四野，一百八十万；接下来是华北野战军，七十余万；最艰苦的西北野战军歼敌数也达五十一万余。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以上数据，并不是就可以证明了林彪不会打仗或林彪打仗不如刘伯承和粟裕（战绩和指挥能力既有关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就象我前面讲的，和敌我实力对比、作战方式和规模等都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比较的是指挥水平和能力，它的约束条件应该有敌我实力对比、战绩、己方的伤亡等，不仅仅是战绩一项。而这些约束条件也不是同样权重的，敌我实力对比应该是最主要的）。同样，也不是随手举几个例子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的。

从以上，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就所谓“功劳”而论，别人并不比林彪差。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大战役之前，西北、刘邓、陈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这使林彪在东北有了发展的可能，尤其是
在四平失利退过松花江后。如周恩来在西北高干会上说：“六月以后（指四平保卫战后），敌人总想从南线调到北线，这个企图完全被我华东野战军打破了。如企图调25师过海，但因为刘邓陈粟在南线的进攻，25师反不得不从胶东调到陇海路南。如暂三军调到东北不久，因华北清风店胜利，又不得不调回。”韩先楚在回忆辽沈战役的发言中也说：“辽沈战役开始后，蒋介石意识到问题严重，但费了很大力气，只能调四个师到葫芦岛。”这都是其它战区配合的结果。

三、比较应该是全面的整体的，同时也应该作具体的分析。比如进攻战，有的部队打正面，有的部队打迂回，也许正面进攻的部队伤亡比打迂回要大得多，是否就证明指挥官瞎指挥呢？恐怕不能。还是要看整个的情况。如果不从整体来看，那么诸如为牵制胡宗南，毛泽东留在陕北、为配合刘邓渡黄河，华野的“七月分兵”、为配合华野在豫东的休整，刘邓在大别山多兜一个月圈子以及为配合东北我军主力的休整补充而坚持南满，“四保临江”等，此类行为，都成为无法解释的愚蠢行动了。

在全面比较的基础上，还须对具体的事物有具体的分析。比如打金门的失利、青树坪的小挫，作为战区指挥官来说，粟裕、林彪都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但这个责任究竟这么样，要具体分析。这两次都是师级规模的行动，主要的责任都是在兵团（我有“关于金门战役”一贴，网上有的地方还有，我认为金门失利的主要责任在十兵团首长）。粟、林没有有效督促兵团领导将注意力放到关键的地方，是有责任的。但如据此认为粟、林的指挥水平有问题，那就过头了，因为本来就不是他们指挥的，凭什么来说呢？再比如，46年守四平是失利了，但假如具体去分析林彪在这一阶段的指挥，我们可
以看到林始终掌握主力在手，决心以运动战求胜，这一点使他在不利情况下的撤退组织得很漂亮，不致造成崩溃得局面。从四平保卫战的整个过程（当然不仅仅是撤退这一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林彪战役指挥得当的结论（主要问题在战略上）。这就不是以成败论者能得出的结论了。

四、比较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大家信口说，那没有结论可言。比如我错记了广阳伏击战，只要指出时间、地点（最好还有出处），那么事实俱在，即使我不同意对广阳伏击战的评价，但彼此至少已经有了继续讨论的基础，即我们都承认有这一仗。同样，所谓“28年林彪就以一个连打败敌人一个师”的说法，如果没有事实作为依据的话（据我所查到的，28年林彪当连长时曾以一个连打败许克祥的一个营，28年5月会师井冈山后林就升了营长，其后作为营长曾带28团1营和31团一个营一起，消灭了杨如轩部一个团，配合主力打败了杨部一个师。从常识的角度讲，如果在
武器技术方面没有质的差别——如枪炮对刀矛——或存在其它有力的配合，要在一次战斗中以一个连打败一个师，是没有可能的），也只能当神话看罢了。

五、关于胜仗和败仗。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胜败的概念。消灭了敌人或被敌人消灭，分别是胜利和失败，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但更多的是这样的情况：付出了代价，没有达到战略或战役目的，这一般被我军称为消耗战，是作为败仗来看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付出了代价，达到了战略或战役目的，这应该是作为胜仗来看。比如越南战争，美国自己也承认是失败的，但如我们只看到伤亡数的对比，那三个越南战争它都嬴下来了，为什么它会认为自己输了呢？它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如果以以上概念来分析，有些问题我们就可以不那么简单化地来看了。比如金门战斗，全军覆没，是失败，应无疑义；大同战役，虽消灭敌人8000余，但自己伤亡也不小，大同也没打下来，战役目的没达到，属于消耗战，也可以说失败；“七月分兵”，虽然叶、陶的一、四纵，陈唐的三、六、十纵都受到不小的损失，但达到了配合刘邓在鲁西南行动的目的，应该说是值得的。当然，如果打得好，也许损失小一点，但刚出击到外线，要想在内线打仗一样味道，也是不现实的。如果叶陶陈唐集中不分散，是不是会好些？也许，也不一定，因为敌人也相对会集中。实际中有的战役和战斗虽然
未全部达到目的，但部分达到了，也要具体分析。我以为这样来看要客观一点，是否如此？

六、对林彪的评价。我认为，目前比较严肃的著作，对林彪的评价都是相当公正的了，不需要再去为林彪涂脂抹粉了。作为杰出的军事将领，彭、刘、林、粟、徐等各有所长。彭战略上头脑清楚，战役上果断，但有时粗心或固执；刘战略、战役和战术都有很深的造诣，比较平均，所以胜率也高；粟是后起之秀，战役指挥精湛（整个解放战争中，歼敌人数分别在2万、5万、10万以上的歼灭战数目，数粟裕指挥的最多），尤为难得的是，粟在战略上也常有独到看法，如对解放战争南线计划的异议，战略决战前不渡长江留中原歼敌的设想等，都反映了粟在战略上的识见，所以陈毅才认为粟已能与“彭刘林比肩”；徐在红军时期叱咤风云（不过也受张陈所制），但后来身体不好，解放战争时没有发挥的机会，
徐在战役战术上有研究，指挥能力强（晋中战役是集中体现）；林彪战役指挥上沉着精细，战术上善于总结，有自己的新东西。但无庸讳言，林因所处地位及品质上存在的某些缺点，使之在战略上常有看不清楚的时候，只不过其长期担任战区指挥，这一点还不那么明显而已（打锦州还是暴露了一下）。以总的来评（包括能力、战绩、贡献等），彭林刘粟或彭刘林粟都可以，也别把某人捧上天，把他人按到底，没那么大差别。已经有人对林和彭、刘、粟比较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我本来不想上贴了，但广阳伏击战的确是我错记了，不能不加以申明并改正，以免不负责任。同时，我也坚持认为我在关于《血红雪白》中的基本看法是对的。如果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