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皇太极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建州女真苏克素护河部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宠爱的第六房侧室，来自海西女真叶赫纳拉氏（后来著名的“慈禧老佛爷”也出自这个家族）的孟古格格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从这一天起，一个本不该成为历史之谜的历史之谜诞生了：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

        答案似乎一目了然：《清史稿·太宗本纪》写得清清楚楚，“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讳皇太极”，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不用急，紧接着下面的一段文字，就漏出一点蛛丝马迹：“初，太祖命上名，臆制之，后知汉称储君曰‘皇太子’，蒙古嗣位者曰‘黄台吉’，音并闇合。及即位，咸以为有天意焉。”（当初，努尔哈赤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只是随意而为，等后来才发现汉人把皇帝的储君称作“皇太子”，蒙古人把大位的继承人称为“黄台吉”，正好与“皇太极”的读音都非常接近。所以等皇太极即位，众人都恍然大悟：这是天意啊！）官方纪录的意思清楚了：原来皇太极之所以叫“皇太极”，就是上天注定了他要当皇帝！


        注：“台吉”和“黄台吉”是从元朝开始蒙古语中引入的汉语词汇，就象今天汉语引入的英语词汇“咖啡”、“拷贝”等一样，它源于汉语中的“太子”和“皇太子”，在蒙语中指王子和汗位继承人。

        努尔哈赤从十九岁时起，即被继母赶出家，往来女真、蒙古、汉地之间谋生，一度还曾投到明朝总兵李成梁麾下做事，阅历极丰，且通晓汉、蒙、女真三种语言，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要说他不知道“皇太子”和“黄台吉”是怎么回事，那真是鬼才信！实际上后金初年努尔哈赤给宗族设置爵位时，最高为“贝勒”，其次即“台吉”，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台吉”与“黄台吉”的意义。难道是努尔哈赤早有心传位给这个儿子，所以才给他取了这么个贵不可言的名字吗？

        努尔哈赤是个生殖能力比较强的父亲，共有十六个儿子活到成年，此时建州女真汉化还不深，所以这些儿子的名字一个个胡味十足，只有老八与众不同，从汉语的角度来看也是帝王气十足，不但“皇”，而且还“太极”！这十六个儿子由长到幼分别是：
        长子：褚英，生母正妃佟佳氏，嫡子
        次子：代善，生母正妃佟佳氏，嫡子
        三子：阿拜，生母庶妃兆佳氏，庶子
        四子：汤古岱，生母庶妃钮祜禄氏，庶子
        五子：莽古尔泰，生母继正妃富察氏，嫡子
        六子：塔拜，生母庶妃钮祜禄氏，庶子
        七子：阿巴泰，生母侧妃伊尔根觉罗氏，庶子
        八子：皇太极，生母侧妃叶赫纳拉氏，庶子
        九子：巴布泰，生母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庶子
        十子：德格类，生母继正妃富察氏，嫡子
        十一子：巴布海，生母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庶子
        十二子：阿济格，生母继正妃纳拉氏，嫡子
        十三子：赖慕布，生母庶妃西林觉罗氏，庶子
        十四子：多尔衮，生母继正妃纳拉氏，嫡子
        十五子：多铎，生母继正妃纳拉氏，嫡子
        十六子：费扬果，生母不详，可能系继正妃富察氏所生，嫡子（？），也可能并非十六子

        在皇太极出生时，努尔哈赤最器重的儿子是长子褚英，一度让他代管政务，明确了他的继承人地位。但努尔哈赤后来发现褚英飞扬跋扈，欺凌诸弟及大臣，便撤去他的职权，监禁起来，并于监禁两年后被处死。之后努尔哈赤不再指定明确的继承人，但从其人事安排上来看，最器重者为次子代善（另有说法说曾立代善为太子，后因故罢去），授以他为最高爵位，四大贝勒之首，在满州八旗中，让他掌有正红、镶红两旗，与努尔哈赤本人相同，高于其他所有子侄。可见皇太极虽然也是努尔哈赤比较宠爱的儿子，但从来就没被他视为继承人，怎么可能早早给他取怎么一个意义明确，明显高于诸兄弟的名字呢？

        在朝鲜史书《李朝实录》中，对皇太极的名字有多种写法，除皇太极外，还有洪太主、黄台吉、红歹是、黑还勃烈等，其中洪太主、黄台吉、红歹是应是皇太极的不同音译，但黑还勃烈则明显不是。据余元安教授在《内蒙古历史概要》中的研究，皇太极原名实为“阿巴海”。所以，皇太极此名应是他荣登大位后为证明自己天命在身而改的，可能是一个连努尔哈赤都不知道的名字，后来“我大清”又用文字狱等高压手段将真相严严实实的隐瞒下来，直至今日。


“渊源流长”的满洲

        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因为女真人在五百零一年前已经建过一次国：金，努尔哈赤觉得一笔写不出两个女真，就给自己的国名也定名为“金”或是“后金”。（这个“后金”的“后”字并不是后人为了与金朝相区别而加上去的，据《李朝实录》记载，1619年朝鲜人曾见到努尔哈赤发布的文件上盖有刻着“后金国天命皇帝”七字篆文的大印。）

        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一日，皇太极即位，他的头衔也是后金国的天聪汗，他在给明将袁崇焕的信中也自称金国汗。这原来是一件清楚不过的事情，但随着时势的演变，皇太极发现，由于当年女真人的金国在中原烧杀掳掠，在汉人中名声不好，对于后金向汉地的扩张不利，虽然“我大清”在这方面的成就丝毫不逊前人，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但毕竟这对女真人入侵汉地是一种防碍。有了改人名的成功经验，皇太极决定推而广之，把国名和族名全部换掉，准确地说，还不止是改名。

        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皇太极主持编纂了《太祖武皇帝实录》，宣布本民族并非女真人，而是满洲人。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了一道诏谕曰：“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同时禁止用诸申、女真的名称。

        为了说明自己言之有据，皇太极手下的御用文人们，仿照中国古神话中，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下商朝始祖契的传说，编造了满洲人的始祖神话：说是神女佛库伦贪嘴，吃了神鹊所叼的朱果而怀孕，生下爱新觉罗家的始祖：布库里雍顺。这位老布长大后，在长白山东南鄂谟辉建国，国号就是满洲，传了数世之后到范察，又传不知几代人之后到猛哥帖木尔（又译为孟特穆，元末明初的女真首领），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可见满洲国已经传国N代了，比明朝还长，实在是“统绪绵远，相传奕世”！

        为了证明这一点，皇太极公然否认已经用了二十年的“后金”国号，硬说这个国号从来就没用过，正式的国号是“大满洲国”。“满洲国”的相关部门在皇太极的指示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掩耳盗铃运动：把以前文献中“大金国”全部改成“大满洲国”，“金国汗”改成“大满洲国皇帝”等等。但要把有的东西，而且是人所尽知的东西硬说成没有，这难度是非常大的，远远超过了给他自己改名。一是明朝和朝鲜的不配合，他们没有义务给皇太极圆谎，该记什么还记什么，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只要一口咬定这是阶级敌人的栽赃陷害就行了；更麻烦的问题出在本国，后金国号毕竟已经用了不短的时间，究竟在各处文件碑刻中使用了多少次，已经难以计数，要全部更改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想不留死角几乎是办不到的！

        果然，后人很容易就找到了漏网之鱼：如盛京城（今沈阳）抚近门上的“大金”字样（连这种地方都漏网，有关部门的工作态度真是太不认真了！），辽阳喇嘛坟、大石桥的娘娘庙碑等，都留下了大金的国号。这么多物证存在，造假容易么？一年后，皇太极又改国号“大清”，彻底与“女真”和“大金”划清了界限。

        象一句俗语所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皇太极纂改历史的活动，让女真人的名称变成了满族，但他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如否认他们是女真人的后代，否认后金国号的存在，则失败的一塌糊涂，失败到甚至连他造假行为，后金国曾有一年时间叫作大满洲国等等，都快被人们遗忘了。


阿敏的双项选择题

        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逝世，他在生前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但能够有继位可能性的人，自然只能是最有权势的人，首推为四大贝勒：即他的次子大贝勒代善、侄子二贝勒阿敏、五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八子四贝勒皇太极（另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努尔哈赤想传位给十四子多尔衮，但这只是多尔衮后来得势后为夺位做的舆论准备工作，实际上并无其事，多尔衮其实是努尔哈赤诸子中，不怎么得宠的一个）。

        在这四大贝勒中，阿敏因为非努尔哈赤的儿子，所以可以排除；莽古尔泰因为曾弑杀生母，大失人望，机会也不大。所以最有可能的，首推代善，其次为皇太极。但代善为人，比较没有野心，又自认才能不及皇太极，便主动提议，让老八继承后金国的汗位。既然连身处最有利地位的代善都如此说，条件本来就不够优越的阿敏、莽古尔泰二人当然也只得附和，皇太极得以顺利登位。

        由于他的宝座来自其他三大贝勒的推让，三大贝勒各自的实力没有丝毫损失，所以皇太极登位初期，三大贝勒有极高的权位，新皇帝对他们不敢以臣礼相待。每逢朝会、庆典与群臣见面时，皇太极与三人并列坐在上首，仿佛还是当年的四大贝勒。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皇太极喜闻乐见的，只是不得已的暂时措施。同坐的这三个家伙迟早是要打压下去的。在整人方面，皇太极虽然是语言的矮子，却一向是行动的巨人，自然不会坐等机会的到达，他很快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机遇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至十二月，皇太极进行了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他率十万大军避开明朝的关宁防区，绕道内蒙，第一次攻入明朝腹地。从后金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次成果丰硕的远征。在两个多月的烧杀掳掠过程中，后金军不但屡败明军，打死明军名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和大同总兵满桂，而且皇太极用借刀杀人之计，成功的拔掉了两枚眼中钉。第一枚钉子当然是袁崇焕，关于皇太极如何使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的故事，已经太有名，这里就不说了。第二枚钉子，则是在后金国位高权重的二贝勒：阿敏。

        阿敏，是皇太极的党兄，他的叔父速尔哈齐的次子，在1616年后金建国时受封为四大贝勒之一，位列第二。阿敏长期追随伯父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破叶赫、败毛文龙、伐蒙古、征朝鲜等多次战役中屡建大功，为后金最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甚得努尔哈赤的器重。但他虽位列四大贝勒的次席，地位却颇有几分尴尬：在四人中，只有他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因而最为孤立，实仍四人中的“软柿子”，正因如此，皇太极决定在打击另外三大贝勒的行动中，先捏他！

        十二月末，皇太极结束远征，收兵回国。临行前，后金军打下北京以东，山海关以西的遵化、永平（今河北卢龙）、滦州（今河北滦县）、迁安四城，然后，皇太极作出一个在军事上看起来很愚蠢的决定：命阿敏率兵留守四城，其余的人随他返回沈阳。从地图上看，四城地处长城以南，与后金本土不存在安全有效的联系通道，四周皆有明朝的重兵，在后金没有控制宁远、锦州、山海关等地的情况下，这四城完全就是悬在明朝内地的孤岛，一旦遭到明军反攻，在沈阳的后金中央很难及时得报，更难有效支援。

        而对明朝来说，这四城紧邻京师，如芒刺在背，是不惜代价，非收复不可的必夺之地。且皇太极留给阿敏防守的兵力也异常吝啬，只有五千人，且后金在当地毫无民意基础。所以只要明军反攻，阿敏不可能守得住！

        实际上，这是皇太极给阿敏出的一道双项选择题：要么你在这里战死，我会在沈阳给你开追悼会；要么你从这里败退，我会在沈阳给你开批斗会！

        阿敏的考试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年春，明朝起用名臣孙承宗为总督，调集各路兵马大举反攻（按《明史·孙承宗传》的说法，此役明军多达二十万人）。阿敏出兵抵御，小败，折兵四百。阿敏料定无法坚守四城，决定弃城北退。临走前，阿敏觉得把这四城的汉民百姓就这么还给明朝太吃亏了，要采取点措施...

        按照一般常规，后金兵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乱杀人。这个世界上虽然确实有心理变态的哥们，但从来都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由利益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而杀人并不能直接带来利益。所以后金最常规的做法（也是皇太极五次入关最喜欢干的事），是将强掳来的汉人百姓绑住双手，然后用绳子拴成长长的一串，在后金大兵皮鞭与马刀的驱赶下，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东北，充当满蒙贵族的奴隶，做苦力的干过。如果在队列中，有谁需要方便一下，那先得哀求押送的大兵暂时解开手上的绑绳，这样，才有了“解手”这个今天说起来平淡无奇，源头却浸透了血泪的词。

        不过今天的情况有点不同，要押着这么多奴隶赶路速度太慢了，而明朝大军已经快要逼上来了。于是，阿敏下令屠城，将四城的百姓全部杀光！连投降的汉官，巡抚（相当于省长）白养粹在内的十余名官员都没能幸免。可叹这位白大人，才干了不到半年的“维持会长”，就被主子给烹了，连让主子带回家看门的资格都没争取到。

        据说皇太极得知阿敏逃归后，十分震惊（装天真），而后决定对阿敏放弃四城和屠杀降民两项大罪进行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屠城本是深受后金官兵喜爱的热身运动，之前就没少干，之后“我大清”干得更多，从来不认为有罪，但今天既然是你阿敏干得好事，朕自然得为死者伸张正义，秉公执法！六月七日，皇太极召集众贝勒大臣给阿敏定罪，果然，众大臣不负朕望，又给阿敏找出十四项大罪，认为罪大恶极，非杀不可！这怎么行？象朕这样手足情重的人怎能忍心杀自己的堂兄呢？于是“宽仁大度”地将阿敏改为免死幽禁，直到九年后的明崇祯十三年（后金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十一月，默默死于幽所。阿敏的职位，由胆小听话的济尔哈朗接替，皇太极的权威从此远远超越了另外几大贝勒。

        从人道的角度来说，阿敏实在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从后金的角度来说，他明显是被冤枉的，他如果不北撤，那四城也不可能守住，而那五千兵很可能全军覆没，他至少保全了这支军队，即使无功，起码也是无罪的。比起造成这次失利的真正元凶：那位高高在上，指使手下给人定罪的人，那位为了打击政敌，不惜让五千人赔葬的人，他实在是太冤了！


莽古尔泰的兄弟

        铲除阿敏一派后，皇太极已处于绝对优势，但他以“益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三贝勒：莽古尔泰。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的一天，皇太极正率众围攻明将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他离开大营来到城西的山岗上，以观察城内明军的动向。此时，三贝勒莽古尔泰也走上山岗，对皇太极说：因这几天他所部将士伤亡不小，请求将自己所部分派出去支援阿山和达尔汉的人调回来。这本来也不算过份的要求，但皇太极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却冒出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朕听说你所部每有派遣往往违误。”

        莽古尔泰不服气：“我所部凡有差遣总比别人多得多，何曾违误？”

        皇太极见到大鱼有咬钩的迹象，便板起面孔训斥说：“这么说，是有人诬告你啦？朕自然会严加追究。但如果揭发属实，朕也得秉公执法！”

        莽古尔泰，人如其名，莽夫一个，若论心机与城府，不及老八之万一。因自认为是皇太极的兄长，原是地位相当的大贝勒，连皇太极的帝位也不过是代善和自己谦让推举的结果，因而此刻倍感不平，大怒说：“皇上应该秉公处事，为什么独与我为难？只因为你是皇上的缘故，我才事事都让着你，但你却总不知足，难道要杀了我你才甘心！”说着，忍不住伸手握住了腰间佩刀的刀柄。此时，周围的侍从还没有反应，一个人突然冲上来挥拳打向莽古尔泰，同时义愤填膺地大声骂道：“你竟敢大逆不道！”

        莽古尔泰被一拳打懵了，回头一看，竟是自己的一母同胞，老十，德格类。更加大怒，别人不帮我倒也罢了，你是我亲兄弟，竟然也站在外人一边！一怒之下，不觉将佩刀拔出了五寸，厉声呵斥德格类：“蠢物，你竟敢打我！”

        这下，终于让皇太极抓住把柄了，立即吩咐把莽古尔泰拿下，并责骂身边的侍卫们说：“朕恩养你们有何用？他露刀欲犯朕，你们为何不拔刀到朕前护卫？”虽然谁都看得出，莽古尔泰拔刀的对象是德格类，而且刀也没有真的拔出来，但既然皇上已经为这件事定性，自然谁也不会再有别的说法。

        然后，经过一番“诸臣议罪、太宗不忍、宽大处置”的例行公式之后，莽古尔泰被革去大贝勒爵位，削去五牛录，权势尽失，于第二年暴亡。他的职务，由“大义灭兄”的德格类接替。

        四年后，德格类去世，皇太极按照一个好兄长的剧本，做足了戏份：闻知悲痛，一连三天，“饮食皆未入口，哀甚”。然而，仅仅过去两个月，原德格类的属下冷僧机，出头揭发故主大罪，宣称德格类曾与莽古尔泰、莽古济格格（莽古尔泰的同母妹）等密议谋反，事成则推莽古尔泰为主。

        其实事情显而易见，如果德格类真有意拥戴亲兄，又岂会与皇太极联手算计五哥？但诸贝勒大臣们议罪的结论，仍然认为其事属实。只有代善的长子，曾力劝父亲推戴皇太极即位的岳托提出异议，认为仅有一个首告，又无其他证据，未必属实。不过，这个不和谐音符很快被排除了出去，莽古济与莽古尔泰的长子额必伦被处斩，莽古尔泰和德格类被追夺爵位，其子嗣开除出皇家籍属，统统废为庶人。原由莽古尔泰和德格类先后掌管的正蓝旗，改为皇太极直辖（此后，正蓝旗与皇太极原辖的正黄、镶黄两旗共称为满洲八旗的“上三旗”，另外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镶蓝则被称为“下五旗”）。不久之后，岳托也以包庇罪被论死，皇太极再次“格外开恩”，仅革去他的贝勒爵位。

        吞并正蓝旗证明皇太极已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会再受到内部的制约。后来，他又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大罪”，削去了一向小心谨慎的大贝勒代善的爵位，努尔哈赤创造的大贝勒爵位，此后不再存在。


“纳谏如流”的皇太极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三月，皇太极写了三封公开信，分别送给两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倒霉的阿敏已被免死幽禁）、议政十贝勒和八大臣。信件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坦承布公地畅所欲言。为此，皇太极颇为“动情”地说：“你们以为朕未必听从你们的意见，还可能因此获罪。其实你们只要想想，以前可有谁因为谏诤的原因被罢斥？可曾有谁因为提意见被谴责？象朕这样虚怀若谷，听取意见的作风，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希望你们以公忠体国之心，只要发现朕在行政、处事上有任何过失，都应该尽心陈说意见。”（事见《东华录》天聪五年三月）

        此后，皇太极又下达过多次类似的讲话、指示，要大家深入学习体会，掌握精神实质。按《东华录》的记述，诸王、贝勒、大臣们在学习了最高领导的指示精神后，深受感动，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而皇太极也“多采纳之”。一个不逊于唐太宗的，纳谏如流的英明君主形象，就这样在官方文件中成功地塑造出来了。

        诸王、贝勒、大臣们究竟提了一些怎样的恳切意见，因在下学识浅陋，没有查到。想来谴责领导只关心工作不爱护身体之类的批评可能有，而一些太不合适宜的意见可能没有，比如象下面这一条的：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三月，一个汉人生员（也就是秀才）岳起鸾上疏皇太极，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请求不要出征朝鲜，二是请求与明朝议和，并将俘掠来的汉人放回明朝，使他们能够与家人团聚。“宽温仁圣”的皇太极看罢，勃然大怒：与明朝议和倒与罢了（这正是皇太极此时想做的），可那些汉人一旦被掠来，就成为了女真贵族们的私产，可尽力驱使的奴隶，苦力的干过。如果放了，岂不大大降低女真贵族们的生活品质？后来，他的儿子顺治帝福临就曾很 “诚恳”地解释过，不放汉人以及禁止汉人逃跑的“合理性”：“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 （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多有理啊！满洲人就该让汉人流血流汗来养着，如果汉人竟然不自觉自愿地供满洲人驱使，那满洲人该多痛苦啊？

        明白了原因，就知道要让包括皇太极本人在内的女真贵族们自觉自愿地割肉放血，哪有这种道理？皇太极是英明之主，不会象他那个没水平的儿子说的这么直白。 “从来不为谏言而处罚人”的后金皇帝“很民主”的招来了后金的汉人官员，共同讨论此事的处理意见。就象1940年汪精卫政府的高官中没有民族英雄一样，此时在后金政府中任职的汉人高官会是一些何等样人，也可想而知了。

        会议一开始，皇太极怕这些汉官一时不开窍，便先为会议主题定调：后金俘获的汉人，仍“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这些汉官都是识时务的聪明人，立刻领会了最高领导的意图。于是，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认为：岳起鸾蓄谋通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皇帝毕竟是“仁爱”的：这怎么行，怎么能因为别人谏言就杀人呢？你们不知道朕纳谏如流么？众汉官忙一起解释，抚慰上心：杀他是因为他通敌，并非因为他的谏言。皇太极一看，众汉官的话有道理啊，朕现在也得纳谏如流，顺从 “民意”不是？于是就根据“民主评议”的结果，处决了岳起鸾。（见《清太宗实录》第二卷）

        宰了这只鸡以后，猴子群安份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时间一久，仍难免有一两个记忆力不嘉的笨蛋又出来犯忌讳。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上奏中说：“所俘获敌人的妻子，不该把她们卖为娼妓。”皇太极又一次大怒，这个祝世昌难道不想活了，竟然把“我大清”干得那点儿坏事说得这么明白，诽谤国家形象！用宋丹丹的话说：“太伤自尊了！”下令严加批驳，并追查此事原委。

        群臣经过调查审讯，上报如下处理意见：祝世昌“身在本朝，其心犹在明国，护庇汉人，与奸细无异”应处死！启心郎孙应时，帮祝世昌的奏章修改润色，实系“同谋”，也应处死！甲喇章京姜新、马光远二人，事先看过奏章，不但不杜其奸谋，反而说写得好，应革职为民，各罚银一百两。

        皇太极根据既定模式，“宽大为怀”，恩威并施：仅处死孙应时；祝世昌免死，全家发配宁古塔为奴；姜新、马光远二人念有前功，免于处罚（见《清太宗实录》第四十三卷）。于是众臣齐声赞颂皇上的大仁大义，圣明盖世！当赞颂之声回荡朝堂之时，不知还会不会有人听见汉人草民们生离死别的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