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7日星期日

疆域和文明类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前写过一篇东西表达了一下我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今天我再在物质层面继续阐述一下我的观点,算是对上次教授沙龙随笔的一个续集吧。
    说起古代,葛剑雄先生分析过“疆域”与“国界”的不同含义。为什么不太注重国家间的分界呢?一个是古代地广人稀,人们也没有今天的现代国家观念,对资源的认知也不如现在,所以有好多土地是可要可不要的,贫瘠之地可能会成为政权间天然的分界,这些土地自然没人愿意要。
这样也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偶有发生的放弃地区管理权的情况。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原因是,中国的中央政权并不是总能有效管理边疆地区,对一些藩属国也只是维持朝贡和礼节性的管辖,此所谓羁縻体系。这是对从东到南的一些国家而言,对于北部游牧民族,则是战战和和,疆域更是不固定。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特点,东南方的政权一般也是农业政权,落后点是渔猎,也比游牧接近农耕一些,而北部和西北部则是明显游牧特色,推理一下,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否影响到民众的可控制性呢?或者说中原政权先进的农耕文化更容易影响同样生产类型的政权,而对不同类型的则不易施加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看出来,农耕文化的居民更爱好和平,还具有“安土重迁”的习惯,在这一点上,游牧民族要比中原民族自由得多,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内侵的随意性和随机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原政权难以真正击败他们的原因,表现在军事上,就好像中原政权经常打败仗,这有一种民族特性在里面,除非国家准备对游牧民族准备长期战争,经过专门训练的军队有国家的国力作保障,方能经过长久作战驱逐游牧民族。但是我们注意一点,中原政权受到游牧民族冲击的,永远是处在农牧交界的政区,全国性的受到袭扰很少。就算准备战斗,也不会对民众的生活地区造成袭扰,最多使百姓的经济受损(通过征税,征兵而非边疆战争直接波及)。游牧民族一旦大举南下,占土地,设政权,那么被农耕文明同化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久而久之,他们反而养成了农耕文明一样的习惯。多数时间,如何对付外部入侵的问题是“肉食者”谋的,普通百姓不用动什么脑子去做防备,只要老老实实种地就好。而西方,国家的疆域比较小,整体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很高,比如希腊被罗马消灭,再比如哥特人的袭击(还是因为匈奴人侵占了哥特人的土地),国家文明与生活习惯消灭的几率很大。这样就迫使他们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动态之中,和外在因素互动的动态,他们要防范外敌,保护自己的文明和利益,这促进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活动,或者说叫“鲶鱼效应”。对于我们,这个效应总是局限于边疆交界地区而非整个政权,与我们并行的文明受到当时自然条件阻隔,也无法直接取得交流和摩擦,中原独大的局面持续存在。统治者也清楚这个特点,所以喜欢把防范重点放在内部而非外族。防范重心放在内部,反过来又符合了“愚民”政策,百姓最好不要有思想活力,免得不好统治,体现在书面上,就是要“戒机巧之心”。谢景芳老师说过“盛世无思想”,也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即使在乱世,出的思想家也只在人文层面上思考,如何“致君尧舜上,再使古风醇”。至于其中原因,在另一篇读书笔记中阐发过,不再赘述。而西方,由于容易受到袭扰,需要军事力量作保证,国王经常从军事贵族中产生,作战也容易“出人头地”,故而形成了一种外向的趋势,体现为鼓励实践发明,鼓励思考的民族习惯。于是在创新性上,东方文明其实是要逊于西方文明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不像西方一样分成小面积的政权呢?在早中国也实行的封建制,为什么西方就能持续那么久,而中国最多也不过800年呢?这可能是农耕文化的内在要求,农耕需要有一个统一,强劲的政权核心进行管理与保护,小范围的政权,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或者出现互相需要合作的情况,不好找帮手,所谓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是这个道理,有了这个潜在因素,中国建立大一统局面是难免的。接下来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孔子说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什么政府不实行“教化民众”使其知道礼义而便于控制呢?这又回到了一个疆域面积广大的根源上了,疆域面积广大,政权有需要有官员管理,既然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废除了世官制,那么雇佣官吏要从民间选拔而来,察举制的时候世家大族为了保证自家利益,不会让“学问”流入民间,所以百姓还是没机会学习。到了科举制,从平民之中选官,又要照顾到各地的普遍情况,范围一大,还想普及乡学教育,那么效果自然要打折扣,尤其是政府还时时面临一个征税的尺度问题,这笔支出很难保证,所以能读到书学习的人还是少数。那么,“以愚黔首”就是最节省开支又利于统治的最好办法。
  

前面还提到了政府喜欢把防御重点放在内部,这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地把传统思想引向内里,由自然的道到人的礼义,无论如何这都是能看得见的有标准的要求,后来则又引向天命,进而指向人心,越来越虚无,越来越难以把握,终于把思想带入一个狭窄的范畴,看起来是人人管好自己天下就太平了。但是这一管就是把人的思维力关在了心里,整个民族也终于越来越缺乏活力,直到1840年的一场大战打破这一切。

    归结一下上述文字,问题出在了“疆域太大”上,而这种大,又是农耕文明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所谓的落后,并非哪个政府或者具体那个人的责任,判断历史不能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哪一小点,是多方面的因素,我在这里阐述的,只不过是疆域和文明类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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