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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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

    桓温(312—373.8.18)，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东晋权臣、名将。

    桓温是东晋宣城太守桓彝之子。桓彝为北方世族，西晋永嘉之乱后随晋元帝南渡，很得信任，先后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名显朝廷。明帝时，桓彝拜散骑常侍，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以功封万宁县男，后为宣城太守。桓温出生未满周岁时，桓彝好友温峤(后为中书令)见到他桓温，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称赞说：“真英物也”(《晋书·桓温传》)。因为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便给他取名为桓温。温峤笑道：“果尔，后将易吾姓也”(《晋书·桓温传》)。

    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苏峻反晋(参见晋平苏峻之战)。咸和三年(328年)六月，桓彝被苏峻部将韩晃所害，泾县县令江播曾经参与此事。当时桓温年仅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晋书·桓温传》)。咸和六年(331年)，江播病死，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其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将兵器放在身边。桓温化装改扮，诡称来吊丧，衣袖内暗藏兵刃，手刃江彪于丧庐之中，又追杀了其二弟，终报父仇。桓温由此为时人所称。



    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晋书·桓温传》)，脸上长有七颗黑痣。年轻时与沛国刘惔为友，刘惔常说：“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晋书·桓温传》)。桓温成人后，娶南康长公主(明帝长女)为妻，拜驸马都尉，又袭父爵为万宁县男。咸康元年(335年)，桓温除授琅玡太守，登上仕途。建元元年(343年)，桓温进位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当时桓温和征西将军庾翼关系最好，庾翼有一次向成帝推举桓温说：“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晋书·桓温传》)。永和元年(345年)，庾翼病死，他临死前上表请以子庾爰之继己之任。由于荆州是东晋重镇，关于庾翼的继承人选在朝臣中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诸庾世在荆州人情所归，应依庾翼所请，以庾爰之镇守荆州。但时任宰辅的侍中何充则认为：“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晋书·何充传》)。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但亦有野心，说：“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晋书·刘惔传》)。因此他劝会稽王司马昱自己出镇荆州，又请以自己为军司，司马昱不听。有人还担心道：“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惧不浅。”何充说：“温足能制之，诸君勿忧”(《晋书·何充传》)。八月，桓温被任命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等六州诸军事，领任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温荆州后，庾爰之果然不敢与其相争。从此以后，桓温立志要在蜀地建立功勋。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其地民风劲悍，兵强财富居天下之半，素为东晋重镇。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扬为根本，而荆州地处扬州上流，常能对京师建康形成威胁，桓温既居此形胜之地，就为他日后专制朝政，几移晋室的作法打下了基础。

    桓温有雄才，史称他有“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晋书·桓温传》)。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为立功以树威，决定西伐占踞巴蜀并已日渐衰微的李氏成汉政权。在建元元年(343年)八月，李势继成汉主位。李势骄奢淫逸，不理政事，刑法苛滥，常常杀人夺妻，荒淫无道；而且他经常诛杀大臣，使得人心离散；加上饥荒，国势更加衰落。桓温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便上奏皇帝请求带兵去讨伐李势。当时众位将领都认为北方战乱，而且蜀地险远，所以都表示反对。唯独江夏相袁乔赞成，他说： “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后举无遗算耳。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今溯流万里，经历天险，彼或有备，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绝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片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今诚不能为害，然势据上流，易为寇盗。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晋书·袁乔传》)。桓温从其策。

    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要求伐蜀。随后他不等回音，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司马无忌精兵万余人，溯江而上，攻打成汉，并使袁乔率2000人为前锋(参见晋灭成汉之战)。朝中闻知，诸臣皆因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深以为忧，唯刘惔认为桓温必能克蜀，人问其故，刘惔说：“以蒱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恐温终专制朝廷”(《晋书·刘惔传》)。

    十二月，桓温率领军队到达鱼复浦(今四川奉节县东南)，鱼复平沙之上有诸葛亮所造的八阵图(古时的一种作战队形)，垒石为八行，每行相距二丈远。众将见此阵图，无人能知。桓温见了说：“此常山蛇势(是古代一种阵法，在《孙子》一书中称之为山蛇：击其尾则首至，击其首则尾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也”(《晋书·桓温传》)。众人听后，无不叹服。

    永和三年(347年)二月，桓温水军至青衣(今四川青衣江)。成汉主李势命其叔父右卫将军李福、族兄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昝坚率大军自山阳(今四川双流东南)赴合水(今彭山双江镇)阻拒晋军。诸将欲在江南(今双江镇以北、府河以西之牧马山区。古人以大江为东流，故以大江之西为“江南”)设伏以待晋军，但昝坚不听，率军从江北鸳鸯琦(今双流镇西北，岷江东北岸)渡江向犍为(今彭山西北，岷江之西)开进。桓温军避开犍为郡城及武阳城(今双江镇北)，间道直指成都南面之白家场、石羊场。昝坚军正好与晋军异途。

    三月，桓温攻下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这时，有人建议桓温分兵两处，异道而进，以分散汉兵兵力。袁乔则认为：“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者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晋书·袁乔传》)。桓温纳其言，以参军孙盛、周楚率老弱残兵留守辎重，自率步兵轻装向成都进军。这时李福等回军进攻彭模，被楚、孙盛奋力将其击退，李福败后退走。桓温进军途中与李权相遇，三战三胜，汉军溃散，从小路逃回成都。昝坚军在犍为未遇晋军，便从沙头津(今新津南，彭山县北岷江边)渡江还军，待赶到晋军时，桓温已攻至成都南郊，昝坚军不战自溃。李势倾城中守军在成都笮桥(今成都西南南河上，桥用竹索编成)同桓温军激战。桓温军前锋受挫，参军龚护战死，矢及桓温马首，桓温的马也中了四五支箭。晋军皆惧，意欲退军。不料鼓吏误会了他的意思，猛鸣进鼓，袁乔乘势督士卒力战，大破成汉军。晋军乘胜直追，火烧城门，李势连夜逃走，远遁九十里，至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西南)，遣散骑常侍王幼向桓温请降。然后舆榇面缚诣桓温军门投降，桓温出来亲手给他松绑下令烧掉棺材，把李势及其宗室十余人送到健康。至此，成汉灭亡。

    桓温既平蜀，在李势殿上置酒大宴将佐参僚，当地缙绅皆来庆贺。桓温生性豪爽，气度不凡，加上新平蜀地，志得意满，在宴会上神采飞扬，历数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之事。他“音调英发，”“其状磊落，一座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世说新语·豪爽篇》)。

    桓温驻军蜀地，援引成汉政权中的贤才为己之用，像成汉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嘏、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地一时之选，桓温并用为参军。

    不久，汉故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将军隗文等各拥兵万余反晋。桓温亲率军进讨邓定，遣袁乔部进讨隗文，晋军皆大破叛军。桓温又命晋益州刺史周抚镇守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斩王誓、王润。桓温住成都30日后，即率主力撤还江陵(今属湖北)。还军时，仍以周抚为益州刺史，镇彭模。四月，邓定、隗文等反攻，入据成都(今属四川)，晋征虏将军杨谦弃涪城(今四川绵阳东)，退保德阳。七月，隗文、邓定推立成故国师范长生之子范贲为帝，蜀人多来归附。五年四月，周抚与晋龙骧将军朱焘合击范贲，斩之。至此，周抚经两年扫除成汉残余势力，使蜀地全归东晋。

    永和四年(348年)，桓温以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威名大振。

    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后赵主石虎病死，赵国大乱。桓温自江陵出屯安陆(今湖北安陆)，并上疏请求北伐，朝廷不加理睬。时晋廷中穆帝年幼，褚太后临朝摄政。桓温伐蜀时拜表辄行，已引起朝廷疑忌，待其平蜀，更怕他威名过大而日后难制。于是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乃使在朝野中素具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桓温对此很是不满，但他与殷浩素相识，知其不会有多大作为，并不惧怕。

    六月，赵扬州刺史王浃举寿春(今安徽寿县)来降，形势对东晋变得更为有利，征北大将军褚裒遂上表请求伐赵。七月，晋廷以褚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命其北伐后赵。桓温北伐之举遂搁置。

    永和七年(351年)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辄行，率大军四、五万自江陵顺流而下，至武昌(今湖北鄂城)而止。朝廷上下惊恐不安。褚裒既败，晋廷又欲以殷浩北伐，故殷浩时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闻桓温陈兵而下，惊慌失措，欲去位以避之，经吏部尚书王彪之力劝乃止。这时，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说：“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九》)！

    桓温此时还不敢公开对抗朝廷，见信后即刻率军还镇，并上疏解释：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谒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及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当年也。今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晋书·桓温传》)。晋廷以桓温为太尉，桓温固让不拜。

    永和八年(352年)，殷浩自寿春率晋军北伐。但不久其督统、安西将军谢尚等在许昌(今河南许昌)大败于前秦将张遇，晋军死伤1.5万人，谢尚逃回，殷浩退回寿春。永和九年(353年)，殷浩率军7万再次北进，进据洛阳，修复晋廷园陵。但前锋羌人将领姚襄于中途倒戈，进击殷浩。殷浩军大败，将士损失万余人，殷浩尽弃辎重狼狈逃回，北伐再次失败。

    殷浩奉命连年北伐，屡战屡败，粮草器械丧失无数，使得朝野一片怨愤。永和十年(354年)正月，桓温乘机上疏弹劾，请朝廷废掉殷浩。于是殷浩被免为庶人，徙居信安。自此，朝廷内外大权全部归于桓温，朝中已无人再能阻止桓温北伐。

    此时的殷浩也怨恨桓温对自己的排斥，但他从不表现出来，久而久之，桓温觉得殷浩有德有才，对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为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九》)。决定让殷浩作尚书令，他写了一封信说明己意。殷浩见信大喜，打算立即回复，他写好回信，封好后又唯恐信中有谬误之处，便又拆开重新检查一遍，查读完毕封好，又觉似有不妥之处，于是再拆开来看，就这样他把这封信开封了十多次，最后终于觉得完美无误，便派人把信送去，结果在送信差使走后，他才发现把信落在桌上未装进信封，差使所送只是一封空信，他后悔莫及，几欲晕死，桓温接到空函大怒，痛骂殷浩不识抬举，于是从此和他绝交，殷浩后死于徙所。

    二月，桓温亲率步骑兵4万从江陵(今属湖北)北上(参见晋攻前秦之战)：水军从襄阳(今屑湖北)沿沔水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至南乡(今河南淅川东)；步兵从淅川趋武关(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命梁州刺史司马勋由梁州 (今陕西安康西北)出兵子午道(自今陕西安康穿秦岭至长安县子午镇，南达汉中，古以北为子，南为午，故有此名)北进，合击秦军。

    三月，桓温先头部队攻克上洛(今陕西商州)和青泥(今陕西蓝田南)，俘秦荆州刺史郭敬，司马勋攻掠秦之西边部分地区。前凉秦州刺史王擢也举兵响应，进攻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

    东晋大军压境，秦帝苻健派太子苻苌、丞相苻雄、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北平王苻硕率军5万屯于蛲柳(今陕西蓝田县南)抗击东晋军。

    四月二十二日，桓温率军在蓝田(今属陕西)与秦军交战。前秦苻生骁勇善战，单骑突阵十数次，杀应诞、刘弘等多人，晋军死伤千余人。桓温督众力战，终于大破秦军。与此同时，桓温弟桓冲在白鹿原(今陕西蓝田西灞河、产水之间)又败苻雄军。随后，桓温军边战边进，进抵长安城东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北)，长安指日可下。

    苻苌退守长安城南，秦主亲率6000老弱坚守长安小城，悉发精兵3万，派大司马雷弱儿等与苻苌合兵共拒桓温军。长安城外的三辅郡县纷纷投降桓温。晋军顺利入关，关中百姓牵牛担酒，欢迎东晋军。老人们都流着热泪说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

    顺阳太守薛珍力劝桓温进军长安，桓温不从，顿军灞上，贻误了战机。是时，隐居关中的王猛闻桓温入关，前来相见，与桓温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桓温大为惊异，问王猛：“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说：“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晋书·王猛载记》)。桓温默然无以应。王猛意思是说桓温志在立威，以功名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恢复晋土。这正说中桓温心事，故其无所答对。

    此时，前秦已适时组织反攻，苻雄率骑兵7000在于午谷袭败司马勋军，司马勋退守女娲堡(疑今陕西秦岭北麓户县或周至县)。五月，王擢部克陈仓，杀秦扶风内史毛难。苻雄率军在白鹿原大败桓温，斩东晋士卒万余人。此时东晋军粮食紧缺。桓温指望关中麦熟补充军粮，但秦人坚壁清野，已将小麦割完，使桓温军粮秣供应困难。

    六月，桓温被迫撤军，随军迁徙关中3000余户百姓。苻苌等紧随追击，桓温屡败，及至潼关时，逃亡及战死以万计。苻雄等于陈仓击败司马勋、王擢之两部军，迫其分别逃往汉中(今属陕西)、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九月，桓温还至襄阳。

    此战，桓温军初期取胜，但在相持阶段，犹豫观望，加之粮秣供应不足，最终失利撤军。

    桓温曾经自以雄姿风气比司马懿、刘琨。但却有许多人都拿他和王敦(东晋叛将)相比，桓温对此十分不满。在桓温还师途中，遇见一位手巧心灵的妇女，她是刘琨的一位伎女。巧妇见到桓温，话还未讲，就潸然泪下。桓温见此情形大吃一惊，赶忙把她叫到跟前问她为何如此，这一妇人回答他道：“公甚似刘司空”(《晋书·桓温传》)。桓温大悦，急忙重新整理一下衣冠，得意洋洋地让妇人再仔细观瞧，都哪些地方象刘琨，这一妇人观瞧了一会，不再吭声，桓温再三追问，她回答道：“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晋书·桓温传》)。桓温听了失望至极，回去后褫冠解带，昏然而睡，数日不乐。

    永和十二年(356年)，晋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去讨伐姚襄。史称桓温第二次北伐。姚襄，是羌族首领，他最初臣属于后赵，后又受东晋封号。公元352年，他和前秦符健作战，大败后逃奔东晋。次年，叛晋北还，投前燕。姚襄叛殷浩后，先屯于淮南，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同时遣使上疏晋廷罪状殷浩，后又听从其将佐的建议，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带兵北还，占据许昌。

    五月时，姚襄自许昌(今河南许昌东)进攻晋另一叛将周成据守的洛阳。月余不克，部属劝其退兵，姚襄不纳，继续围攻洛阳。桓温则乘机北伐。六月，桓温军发自江陵，遣督护高武据鲁阳(今河南鲁山县)，辅国将军戴施屯于河上，率舟师从黄河进逼许、洛，自己亲率大军随后进发，又上疏晋廷，请徐、豫二州出兵从淮、泗入黄河配合作战。

    八月，桓温军进至伊水(洛阳南)。姚襄解洛阳围以拒桓温，并将精锐埋伏于伊水北岸树林中。姚襄遣使对桓温说：“承亲帅王师以来，襄今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拜伏路左。”桓温明白其中有诈，便说：“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者便前，相见在近，何烦使人”(《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姚襄见用计不成，便拒水而战。桓温亲自被甲督战，命晋军结阵而进。桓温之弟桓冲及诸将奋勇向前，大败姚襄，斩数千人。姚襄率数千骑兵逃至邙山(今河南洛阳北)，西走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姚襄此人虽勇猛，但却爱惜民众，虽屡战屡败，民众仍然都扶老携幼紧紧跟随着他，等到传说姚襄战死，许、洛士女为温所得的无不北望而哭。据守洛阳的周成得知姚襄战败消息，即率众出城迎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因谢尚未至，以颍川(今河南许昌东)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今洛阳)太守戴施领部众2000人驻防洛阳，拘押周成，又徙归顺的百姓3000余家于江、汉之间，班师而归。

    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其二弟桓云任江州刺史、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桓云在职，“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弹劾”(《晋书·桓云传》)。其三弟桓豁任建威将军、督沔中七郡军事、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后又因功进位右将军。其四弟桓秘，虽素与桓温不睦，但也任职辅国将军、宣城太守，并一度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后官至中领军。其五弟桓冲数从桓温征伐有功，多次升迁，先后镇守襄阳、江陵等要冲，升平四年(360年)桓云死，接任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振威将军。此外，其子侄也多有任要职者。升平四年，晋廷加封桓温为南郡公，桓冲为丰城县公，桓温之次子桓济为临贺郡公。

    北伐姚襄之前，桓温曾多次上疏，请求还都洛阳，朝廷不许。隆和元年(362年)二月，燕(即前燕)攻洛阳，桓温派遣三千兵众去援助，时洛阳已收复，遂再次上书朝廷建议迁都洛阳。书曰：

    “巴蜀既平，逆胡消灭，时来之会既至，休泰之庆显著。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海内崩裂，河洛萧条，山陵危逼，所以遐迩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禀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凤 妻外籓，龙飞皇极，时务陵替，备彻天听，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伫云罗，混网四裔。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使惠风阳泽洽被八表，霜威寒飙陵振无外，岂不允应灵休，天人齐契！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履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况辰极既回，众星斯仰，本源既运，枝泒自迁；则晋之余黎欣皇德之攸凭，群凶妖逆知灭亡之无日，骋思顺之心，鼓雷霆之势，则二竖之命不诛而自绝矣。故员通贵于无滞，明哲尚于应机，砎如石焉，所以成务。若乃海运既徒，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

    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蠖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之俟风云之期，盖屯圮所钟，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劝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暢，井邑既修，纲维粗举。然后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锡銮，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

    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伏愿陛下决玄照之明，断常均之外，责臣以兴复之效，委臣以终济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则陛下盛勋比隆前代，周宣之咏复兴当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镬，其甘如荠”(《晋书·桓温传》)。

    当时北方荒凉萧条，洛阳残破不堪，众人虽然都明知迁都不可，但没有谁而谏止。散骑常待领著作郎孙绰上疏曰：“昔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已来，六十馀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秦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踧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臣之愚计，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壹河南。运漕之路既通，开垦之积已丰，豺狼远窜，中夏小康，然后可徐议迁徙耳。奈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孙绰，少慕高尚，尝著《遂初赋》以见志。桓温孙绰表，心中不悦，说：“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

    时朝廷忧惧，扬州刺史王述认为：“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晋书·王述传》)。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诏曰：

    “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率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殉国，孰能若此者哉！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晋书·桓温传》)。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晋廷改授桓温都督并、司、冀州，罢交、广二州都督，桓温表辞不受。

    兴宁元年(363年)五月，桓温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东晋内外军政大权集于桓温一身。桓温乃上疏陈便宜七事： “其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礼，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晋书·桓温传》)。有司皆奏行之。从桓温所陈七事看，大部分是针对当时朝廷上的问题而发，如果真能照此实行，对于东晋的弊政当能有所改革。

    桓温遇到大事必定要和参军郗超，主簿王珣二人商计。当时有人这样说：“髯参军，短主簿(因郗超胡须长，王珣胡须短，故有此说)，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晋书·郗超传》)。

    兴宁二年，桓温当政时期，东晋实行了“庚戌土断”。由于桓温法令严明，这是东晋最有成果的一次土断。东晋过江以来，对于北来的流民采取优待政策，“以其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隋书·食货志》)。这些“无有土著”之人不入于国家的正常编户，因此也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从成帝咸和年间，东晋政府为了增加劳动人手和赋役来源，也为了防止国家的正常编户冒充北方流民逃避赋役，开始实行土断。在“庚戌土断”之前，先后实行过二次土断。兴宁二年三月初一庚戌这天，朝廷颁布法令，“大阅户人，严法禁，谓之庚戌制”(《晋书·哀帝纪》)。桓温当政，执法雷厉风行，彭城王司马玄“违禁藏匿民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晋书·彭城穆王权传》)，由于桓温一反东晋过去优容世族贵戚的作法，执法有力，这次土断取得很大成果，大批人口成为国家的编户，流民减少，时会稽一郡即“亡户归口三万余口”(《晋书·王彪之传》)。后来刘裕当政时评论此次土断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宋书·武帝纪》)。桓温当政期间，较之东晋其他时期，在政治上似乎稍有振作。

    升平四年(360年)时，前燕太子慕容暐继位，司徒慕容评、太宰慕容恪辅政。燕军继续向南发展，先后占领东晋豫州许多郡县。兴宁二年(364年)二月，前燕又派太傅慕容评、龙骧将军李洪率军南下掠地。四月，李洪攻打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汝南(今属河南)两城。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击败晋军。东晋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陈郡(今河南淮阳)太守朱辅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桓温派西中郎将袁真抵御李洪，亲率水军进抵合肥，准备北伐。

    五月，晋廷又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遣侍中颜旄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书曰：

    “方攘除群凶，扫平祸乱，当竭天下智力，与众共济，而朝议咸疑，圣诏弥固，事异本图，岂敢执遂！至于入参朝政，非所敢闻。臣违离宫省二十余载，鞸奉戎务，役勤思苦，若得解带逍遥，鸣玉阙廷，参赞无为之契，豫闻曲成之化，虽实不敏，岂不是愿！但顾以江汉艰难，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宁州始服，悬兵汉川，戍御弥广，加强蛮盘牙，势处上流，江湖悠远，当制命侯伯，自非望实重威，无以镇御遐外。臣知舍此之艰危，敢背之而无怨，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神华桑梓遂埋于戎狄。若凭宗庙之灵，则云彻席卷，呼吸荡清。如当假息游魂，则臣据河洛，亲临二寇，广宣皇灵，襟带秦赵，远不五载，大事必定。

    今臣昱以亲贤赞国，光辅二世，即无烦以臣疏钝，并是机务。且不有行者，谁捍牧圉？表里相济，实深实重。伏愿陛下察臣所陈，兼访内外，乞时还屯，抚宁方隅”(《晋书·桓温传》)。

    晋廷不许，再次征桓温入朝。燕军先后攻占许昌、汝南和陈郡，把万余户居民迁至幽、冀二州，留镇南将军慕容尘驻守许昌。桓温军至赭圻(时属宣城郡，今安徽宣城附近)，晋廷又诏尚书车灌止之，桓温遂城赭圻而居之，辞录尚书事不受，遥领扬州牧。同年，桓温移镇姑孰，转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右将军号如故，镇守荆州。其时，桓温权倾天下，威势镇主，既镇姑孰，遥控朝政，四方州牧皆遣上佐纲纪致敬。不久，哀帝死，桓温北伐之举暂时搁置。

    太和三年(368年)，晋廷加桓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

    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出兵北伐，进攻目标是前燕(参见晋攻前燕之战)。早在太和二年(367年)五月，前燕太宰慕容恪病死，前秦、东晋均欲乘机图之。前秦因王公作乱，无暇外顾。桓温则乘机北伐。

    太和四年三月，桓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桓温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晋书·郗超传》)，很不愿意让郗愔居于京口。这时，郗愔听从其子郗超之计，写信给桓温，自称老病，不堪军旅，请桓温统率自己所领之兵，并乞闲职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即刻转郗愔为会稽太守，自己并郗愔之兵，又自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实力大增。

    四月初一，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开始北伐。朝中百官皆来送行，“都邑尽倾”(《晋书·桓温传》)。途中，大军行经金城(东晋侨置琅玡郡治，在今江苏句容县北)，望见当年为琅玡太守时所种的柳树皆已长大，慨然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晋书·桓温传》)！攀枝执条，泫然泪下。过淮泗，踏上北土时，桓温和僚属登平乘楼(大船之楼)遥望中原，慨然道：“假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夷甫即王行，是西平静一位大臣。此人清谈虚无，信口雌黄，在“八王之乱”中，攀缘附势，专谋自保)等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曰：“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桓温闻后，脸上变色，对从众人说： “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晋书·桓温传》)。桓大事帖温 “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晋书·桓温传》)(《晋书·桓温传》记金城泣柳及北眺中原之事皆在穆帝永和十二年，《资治通鉴》不载金城泣柳事，但亦将北眺中原之事记于永和十二年，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当为海西公太和四年伐前燕时事，其说甚是。见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 115页《言语篇》刘盼遂曰及第834页《轻诋篇》程炎震云。)。

    时参军郗超认为“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晋书·郗超传》)。桓温不听。六月初二，桓温军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适逢大旱，河床干涸，水运断绝。桓温派冠军将军毛虎生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北)开挖运河300里，引汶水(今大汶水)和清水(古济水自钜野泽以下别名清水)会合。这条航道后称“桓公渎”。桓温率水军从清水进入黄河，船舰绵延几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鄴，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但恐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耳。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晋书·郗超传》)。桓温仍不纳，继续挥军伐燕。先派建威将军檀玄进攻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克之，俘燕宁东将军慕容忠。前燕帝慕容暐任命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统率步骑2万人和晋军战于黄墟(今河南开封东)，燕军大败，慕容厉单骑逃回，燕高平太守徐翻举郡降晋。晋军前锋邓遐和朱序又在林渚(今河南新郑东北)打败燕将傅颜。慕容暐又派乐安王慕容臧统率诸军抵抗，慕容臧深感不敌。于是，派散骑常侍李凤去前秦求援。

    七月，桓温进驻武阳(今山东莘县东南)，前燕旧将、故兖州刺史孙元率宗族起兵响应，桓温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东晋大军连战连胜，使慕容暐统治集团十分恐惧。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商议，欲逃故都和龙(今辽宁朝阳)。吴王慕容垂劝阻说：“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晋书·慕容暐载记》)。慕容暐遂以慕容垂代替慕容臧为南讨大都督，率征南将军慕容德等5万步骑抵御桓温，慕容暐又派散骑侍郎乐嵩往前秦求救，并答应以割，让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以西的土地给秦为条件。

    前秦王符坚召集群臣商议，采纳辅国将军王猛先援弱击强，后再乘燕衰而取的建议。八月，派将军苟池和洛州刺史邓羌率领步骑2万救援前燕。援军从秦洛州(今河南)出发，出洛阳进屯颍川(今河南许昌东)，又派散骑侍郎姜抚去燕国报信。时桓温在枋头徘徊不进，欲以持久静观燕国内变，坐获全胜。慕容垂遣将与桓温交战，俘其向导段思，又击斩晋将李述，使晋军丧失锐气。

    攻燕初期，桓温曾派袁真攻打谯(郡治今安徽亳州)、梁(治今河南商丘南)，欲占领石门(即汴口)，以通水运。结果袁真攻克了谯、梁而没有打开石门。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而慕容垂又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晋军水运断绝。

    九月，慕容德率骑兵1万，兰台治书侍御史刘当率骑5000进屯石门，出晋军之后。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5000切断了桓温的陆运粮道。慕容德派将军慕容宙率步骑1000为前锋，与晋军相遇。慕容宙知晋军不善于冲锋陷阵，喜欢乘退进击，遂采取后退诱敌，设伏聚歼的战术，派200名骑兵出来挑战，其他骑兵伏于三处，挑战者未战即退，晋兵猛追，中伏大败。桓温接连失利，粮草中断，又听说前秦援兵将要到达，遂下令焚烧战船，丢下辎重、铠仗，率军从陆路撤回。桓温从东燕(治今河南汲县东南)出发，撤退途中恐前燕追兵在上游放毒，命士卒凿井取水饮用，这样一直行走了700里。前燕诸将争欲追击，慕容垂不许。他认为： “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于是，慕容垂亲率骑兵8000尾随桓温军行进。桓温果然加速退兵，几天以后，慕容垂遂令诸将急进，在襄邑(今河南睢县)追上桓温。慕容德先率领4000名精锐骑兵埋伏于襄邑东涧中，和慕容垂东西夹击桓温，大败晋军，被斩首3万人。秦将苟池又于谯郡截击桓温，晋军死者复以万计。晋将孙元据守武阳抵抗燕军，被燕左卫将军孟高擒获。

    十月，天气渐冷，桓温收集余众，屯于山阳(今江苏淮安)。此战，桓温屡据良策，粮运被断，遂以失败告终。

    桓温此次北伐，损失重大，深以为耻。回至山阳，乃归罪于豫州刺史袁真未能保障后方及粮运，奏免其官。袁真上表辩冤，并奏桓温罪状，朝廷明知是桓温的过错，但畏于他的威势，不敢处理，于是只好置之不理。袁真不服桓温诬己，遂于十月据寿春(今安徽寿县)投降前燕，又派使臣与前秦通好。

    桓温使毛虎生领淮北太守，镇戍历阳(今安徽和县)，防备袁真。并于十二月征发徐州、兖州居民修筑广陵城(今扬州市)，征役本来已经特别频繁，又加上当时瘟疫流行，所以死亡人数达十之四五，百姓怨声载道。秘书监孙盛对桓温特别不满，他写了《晋春秋》呈交朝廷，把情况如实向皇帝陈述。桓温大怒，对孙盛子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晋书·孙盛传》》)。孙盛生性刚正严谨，当时虽然其子孙都已头发斑白，而他对待他们的严厉程度丝毫未减。他儿子回家告诉家里人桓温的威吓之语后，全家人都惊恐万分，他的几个儿子吓得号啕大哭，跪在孙盛跟前，请求父亲从保住子女性命的想法出发改掉那段历史。孙盛大怒，坚决不改。诸子跪在他脚下哀求竞日，未成，遂私自改之，不料孙盛早已写好别本，寄于慕容氏。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于辽东得此书，发现内容不同，书遂两存。

    太和五年(370年)二月，袁真死，陈郡太守朱辅立袁真之子袁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以保寿春。又派人至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请命。前燕封袁瑾为扬州刺史，朱辅为荆州刺史。四月，前燕、前秦均派兵援助袁瑾。桓温派督护竺瑶、矫阳之等率兵迎战，与燕军战于武丘(在今河南沈丘东南)，败之，南顿太守桓石虔攻克寿春南城。八月，桓温亲率军2万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发，败袁瑾于寿春，并将其包围。前燕左卫将军孟高率骑兵救袁瑾，刚到淮水北岸，准备渡淮水，正值前秦进攻前燕(参见前秦灭前燕之战)，孟高被召回。

    太和六年(371年)正月，袁瑾、朱辅再向秦求援。前秦王苻坚封袁瑾为扬州刺史，朱辅为交州刺史，并派武卫将军王鉴、张蚝等率步骑2万来援。桓温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顿太守桓石虔率军迎击，大败秦军于石桥，秦军退屯慎城。桓温攻克寿春，擒袁瑾、朱辅及其宗族几十人，并送建康(今南京)斩首，并将其所侍养的数百人全部挖坑活埋。

    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其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参军郗超乃劝桓温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大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晋书·郗超传》)！桓温素有野心，遂纳其策。他曾对对亲信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接着又抚枕而起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晋书·桓温传》)？其部下见桓温出此不臣之言，莫敢答对。又桓温对于叛逆王敦甚为倾慕，经过王敦墓时，连声说：“可人，可人”(《晋书·桓温传》)，称赞王敦能行非常之举。这时与郗超一拍即合，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66—371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阳痿，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田氏、孟氏私通，生下三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

    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并草拟好诏令呈之于太后。褚太后在逼迫之下，只得同意。桓温集百官于朝堂，然而废立之事在晋代从未发生过，又没有知其典故的人，大家都非常震惊恐惧。桓温也变了脸色，不知如何是好。尚书左仆射王彪之对桓温说：“公阿衡皇家，当倚傍先代”(《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于是下令取《汉书·霍光传》，把霍光历史典故公布于众。然后宣太后令，废海西公为东海王，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桓温命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海西公皇帝玺绶，又亲率百官至会稽王邸。迎司马昱入朝。于是司马昱即帝位，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

    桓温废掉海西公后，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即简文帝的哥哥)平时酷爱研习武事，被恒温所忌，使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上疏，请依律处死司马晞，简文帝不许。桓温又亲自上表请杀司马晞，言词酷切。简文帝便赐给桓温一手诏，说：“若晋祚灵长，今便宜奉行前诏(免官之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晋书·简文帝纪》)。桓温看罢诏书，大惊失色，汗流浃背。改请废司马晞及其二子，其家属皆徙于新安郡。

    著作郎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素与桓温有隙。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太和年间，庾希、庾邈等兄弟7人并为朝中显贵，桓温内心不满，皆欲除之。乃使其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司马晞、殷涓、庾蕴之弟庾倩、庾柔等谋反，然后将他们全部收付廷尉。不久，殷涓、庾倩、庾柔等都遭族诛，唯庾蕴因其侄媳乃桓豁之女，桓温使其饮酖自尽。

    庾希、庾邈则逃至海陵郡(治今江苏泰州)陂泽中。前青州刺史武沈是庾希的从母兄弟，暗中供其粮饷达一年之久。咸安二年(372年)，桓温得知庾希兄弟踪迹，派兵搜捕。六月，武沈子武遵与庾希在海边聚集人马，抢夺船只，乘夜向京口城(今江苏镇江)进攻。晋陵太守卞耽逃往曲阿(今江苏丹阳)，士兵皆散。庾希等入城开监，放出数百囚犯，发给兵器。对外则宜称桓温废帝杀王，今承海西公密旨，诛除凶逆。庾氏兄弟强大的声势震扰京都。桓温下令内外戒严，各城门增兵防备。平北参军刘爽与高平太守郗逸之、游军督护郭龙等合兵抗击，卞耽又和曲阿人弘戎征发诸县乡兵2000人，与庾希对抗。双方交战，庾希战败，退守城池。桓温又派东海太守周少孙率军往攻，克京口。庾希、庾邈、武遵及其部众被斩。

    桓温既诛庾、殷之族，“威势翕赫”(《晋书·桓温传》)，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桓温大吃一惊，问他道：“安石，卿何事乃尔！”谢安国答说：“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晋书·桓温传》)。时桓温有脚疾，简文帝让其乘舆入朝，“既见，欲陈废立本意，帝便泣下数十行，温兢惧，不得一言而出”(《晋书·桓温传》)。简文帝下诏进桓温为丞相，桓温辞让不受，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

    前秦帝苻坚闻知桓温行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晋书·苻坚载记》)！

    简文帝虽身为帝王，但摄于桓温权势，常惧被废，有一次他抒发郁闷，吟咏元帝时的给事中庾阐的诗说：“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晋书·简文帝纪》)。吟罢潸然泪下，众人无不落泪叹惜。简文帝在位不到二年，便忧愤而死。

    二年七月，简文帝病重，急忙召桓温说：“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便来，便来”(《晋书·桓温传》)！一昼夜四诏，桓温上书推辞不至，书曰：“圣体不和，以经积日，愚心惶恐，无所寄情。夫盛衰常理，过备无害，故汉高枕疾，吕后问相，孝武不豫，霍光启嗣。呜噎以问身后，盖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贤时誉惟谢安、王坦之才识智皆简在圣鉴。内辅幼君，外御强寇，实群情之大惧，然理尽于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陈力，公私为宜。至如臣温位兼将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顾，但朽迈疾病，惧不支久，无所复堪托以后事”(《晋书·桓温传》)。

    几天后，简文帝病死。群臣惧于桓温，不敢拥立太子，有人认为应该请桓温来朝后再说，尚书仆射王彪之说：“天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晋书·王彪之传》)。于是群臣才敢立太子司马曜即帝位，司马曜是为孝武帝。简文帝临死，遗诏使太子家国事一禀之于桓温，如诸葛亮、王导故事。桓温本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便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见简文帝遗诏，大失所望，十分愤怒，给其弟桓冲写信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晋书·桓温传》)。桓温未能遂愿，疑心是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从中作梗，因此，心中对二人恨之入骨。

    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带兵入朝，朝中人心惶惶，传言桓温将要杀掉王坦之、谢安，取代晋室称帝。孝武帝诏令王、谢率百官至新亭(今南京市西)迎接桓温。王坦之恐惧不安，而谢安则神态自若，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晋书·谢安传》)。桓温至新亭，百官拜伏于道，桓温大阵兵卫，和百官相见。于时气氛十分紧张，朝中位望稍高者皆惊慌失措，王坦之汗流遍体，衣服都沾贴在身上，还错将手版倒拿。只有谢安从容就坐，跟桓温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桓温笑道：“正自不能不尔耳” (《晋书·谢安传》)。桓温遂令左右撤下。与桓温谈笑自若，答对得体，气氛渐渐缓和，二人交谈多时，竟尽欢而散。时郗超为桓温的谋主，谢安和王坦之见桓温时，郗超卧在帐中窃听他们的谈话。恰巧这时来一阵风把帐幕吹开，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

    桓温入朝，因当时发生的卢悚入宫事，将尚书陆始收付廷尉，连座者甚众。三月，桓温染病，于是回姑孰养病，在建康只呆了十四天。

    桓温回至姑孰，病渐沉重，但其野心未已，逼迫朝廷加其九锡，屡屡使人催促。谢、王等人闻知其病重，故意拖延，时桓温使其记室袁宏撰九锡文，谢安屡次修改，多日不成。七月己亥(公元373年8月18日)，桓温病重身死，终年六十二岁。终于没能实现他先加九锡，再渐移晋室的野心。

    点评：桓温生活简朴，富有军政之才，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其战绩是负多胜少，而且多数是先胜后败。桓温一生主要有四次征战，即一次西征和三次北伐。西征之役胜之侥幸；第二次北伐虽胜，但规模不大；第一、三次北伐则都是惨败而归。

    桓温的失败有主客观二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说，桓温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企图通过北伐，树立个人威信，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中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此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优柔寡断，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而且桓温但性情骄燥，不听劝谏，这些都使得他的报负难以实现。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当桓温大军进展顺利之时，申胤就曾预料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这是正确的分析。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桓温的征伐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打击了少数族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愿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