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

宋朝富国弱军之鉴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宋朝在中国历史中,总是不免与“耻”和“恨”之类的负面记忆联系在一起。

也难怪,在强汉盛唐所创造的辉煌比照下,宋朝的疆域只有唐朝的一半,对外战争更是屡战屡败,北宋灭亡时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被新崛起的蒙古铁骑逼得跳海。

武力衰弱,对外屈辱,就是这个王朝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的窝囊背影。

这个被人戏称为“史上最不争气”的朝代,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最发达、社会最繁荣的朝代:


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居然是清“康乾盛世”的两倍多,都城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宋朝时四大发明占三项并开始得到广泛使用。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感叹:“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富裕文明使大宋成为当时世人仰慕的国度。

褒贬往往是由视角差异决定的,贬者关注的是军事实力和民族利益,褒者关注的是综合国力、尤其是文化成就。而这一切,又都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

“陈桥兵变”起家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为提防武将像他那样“黄袍加身”,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地位崇高的畸形现象。

赵匡胤的后代中没有出李世民这样的一代雄主,却出了徽宗这样的画家、书法家。在皇帝的表率下,大小官员平时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请神棍作法来击退敌军。

这样昏聩无能的朝廷,“自作孽,不可活”。

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影响的。宋朝的立国精神、国家政权体系和国防政策已决定了其中看不中用的军事实力。

从宋朝立国开始,限制武官、防范武将是其军事制度的重要特点。宋朝重视文科的选拔,其完备的文官制度甚至为近代西方国家效仿,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几乎是零,北宋几乎没有出现开疆拓土的名将,南宋在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岳飞、韩世忠等杰出将领也多被猜疑。

政治上的文官治国,全社会重文轻武,使得军人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上的发展成果,也被不合理的兵役制度造成的庞大常备军耗费得所剩无几。

科技上的先进发明,在军事上的应用犹如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战斗力。可以说,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始终没有成为军队建设的支撑。

宋朝所走的是一条舍弃武备建设而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富裕的道路。因此,“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自始至终受制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因为它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障,无异于一条腿走路,无异于是把自己养肥了任人宰割。苟且偷生的小朝廷要实现社会长期健康的发展和繁荣,谈何容易?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北方外敌似乎是历史走了一个轮回。富国不等于强兵,民富国不强的民族,终将无力再立于民族之林,几百上千年前如此,几百上千年后亦如此!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是一个立足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做出的英明决策。

只有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才不会被外部敌对势力打断,我们的经济建设才不会因之而受到影响,我们的统一大业才不会受制于人,我们发展的和平环境才不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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